一张梁从诫与周如枚划船的合影，郎才女貌，情深意浓却最终各奔东西，让人感慨人生际遇！
1954年盛夏，北京昆明湖面微波潋滟，一条小船轻轻滑过水面，船头的青年握桨转身对同伴打趣：“别晃，拍照的镜头可挑剔。”镜头定格后，那帧胶片在亲友之间流传多年，主角便是二十六岁的梁从诫与二十岁的周如枚。照片中二人神情自若，让旁观者几乎忘记他们身后各自家族的赫赫声名。
梁家在近代史上无需赘述。梁启超开风气之先，梁思成、林徽因又在建筑与诗文两界写下新章，书房里的手稿与设计图像海浪一样包围着梁从诫。与此对应，周家则是另一重学术高峰：物理学家周培源留学美国和欧洲，理论流体力学的讲义手抄本在清华学生中流传。两座家族高塔隔着未名湖遥相对望，把门当户对的概念推向极致。

然而，真正的生活并不以家谱为剧本。梁从诫本想效法父亲考入清华建筑系，偏偏落榜，随即调转方向走进北大历史系。那一次转身颇具象征意味——家族期许与个人兴趣在此相遇，也在此分岔。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大学，陌生的高原气候让北方青年昼夜不适，但课堂里依旧座无虚席。他讲宋代经济，也谈法国史，同事回忆他备课到深夜仍兴致勃勃。
1955年，婚礼在清华新林院举行。没有奢华排场，只有同窗好友围坐喝茶，与那张湖面照片一样朴素。可惜宁静只维持了七年。1962年春，组织口头通知一句“回京报到”，梁从诫匆匆收拾行李，云南的阳光在车窗外一路退去。回到北京没多久，江西五七干校的调令降落，他带着几本史书南下，妻子则拿着孩子的户口迁移证暂留北京，夫妻俩第一次在长期异地的现实面前沉默无言。

下放岁月从不讲情面。江西的红壤粘脚，春季插秧、秋季收稻，日复一日。梁从诫身形单薄，却硬是学会了焊接与木工，连宿舍门口的简易书架都是他用废旧木板钉成。夜晚点着马灯，他在草稿纸上演算南北朝年号对照表；清晨鸡鸣，他套上自制工具箱开始修理农机。知识与劳作在同一片土地上交错，这种跨界能力日后成为他行走社会的底气。
婚姻的裂缝无声扩散。频繁的政治运动、连年的分居，使原本亲密的二人逐渐走到岔路口。1970年冬，周如枚带着儿子离开暂住的平房，决定独自抚养孩子。对于这场结局，街坊议论纷纷，当事人却极少开口。外人难以判断谁更受伤，只知道那张昔日的划船照被收入抽屉，尘封多年。

1978年恢复高考的同一年，梁从诫回到北京。四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与新政策并列存在，空气里全是朝气。重新拾起史料固然顺理成章，更重要的变化是，他将关注点投向“人和自然的关系”。1988年，他主动辞去公职，把全部精力投入民间教育和公益。有人不解，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历史学者为何要为环保奔走？他的回答简短：“懂得历史，就知道土地有多难得。”
1994年，“自然之友”在北京注册，他与伙伴租了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做办公室。电话常常断线，纸张靠捐赠，名片直接用废纸背面印刷。梁从诫始终骑自行车穿行在学院路与中关村之间，竹筷子与布袋子随身携带，连夏天换下的旧衬衫也被改成手提袋。“能用手做，就别麻烦机器”，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简朴行为看似细枝末节，却正中环保教育的核心——让观念落脚到日常生活。

进入新世纪，“自然之友”在各地中学举办绿色课堂，环保志愿者数量翻倍增长。学者、官员、企业代表坐到同一张圆桌探讨垃圾分类，其间穿梭的依然是那个背旧布包、操着广东口音的苍瘦身影。多次研讨会后，他鼓励年轻志愿者把失败案例公开，“让错误留档，才有改进空间”。这种透明化态度，被后来的社会组织视作操作范本。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因病离世，享年82岁。讣告贴在未名湖畔的布告栏，一旁有人低声感叹：“他走得悄无声息，却留下满城绿色的种子。”确实如此。家族荣光、情感波折、政治风浪，层层叠加出复杂的履历，但最终被记住的，是坚持与行动。那张划船合影如今仍旧挂在自然之友的办公室里，照片背面写着八个字——“知行合一，终身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