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女婿周嘉彬的另类选择 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随后只带了一本《曾国藩家书》，默默出走香港。
 
兰州战役打完之后，马步芳手下的主力部队被解放军彻底打垮了，整个西北的仗，胜负早就分清楚了，国民党军队那点底气，早就没剩多少了。
 
那时候，周嘉彬带着国民党第120军守在酒泉，部队里上上下下的人，心里都没底，全都等着军长周嘉彬拿主意。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眼下就三条路可走：要么硬着头皮跟解放军死拼，到最后肯定是全军覆没，没一个好下场；要么识时务，跟着大势走，通电起义，让解放军改编；要么就跟着蒋介石的残兵，一路往南逃，最后退到台湾去。
 
可谁也没料到，这位正经黄埔军校毕业，还去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学了五年军事的少将军长，偏偏这三条路，一条都没选。
 
周嘉彬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手下这两万多弟兄，大多是西北本地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真要打起来，就是白白送死。他也知道，自己的岳父张治中已经留在北平，公开与国民党决裂，要是自己起义，蒋介石那边肯定饶不了他，搞不好还会牵连家人。
 
去台湾更不行，他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内斗，去了也只是当个摆设，说不定哪天就被当成替罪羊。 9月22日那天，周嘉彬在酒泉军部召开了最后一次军官会议，他没说太多废话，直接宣布：“部队就地解散，各自保重。” 话音刚落，全场鸦雀无声，军官们都愣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军长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周嘉彬接着说：“我给每人发三个月军饷当路费，想回家的回家，想留下的留下，想投解放军的也没人拦着，自己的路自己选。” 当天下午，军饷就发到了每个士兵手里，两万多人的部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散了，没有混乱，没有冲突，大家拿着钱，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不少人心里都念着周军长的好，毕竟他没让他们去做无谓的牺牲。
 
处理完部队的事，周嘉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他让人打开了军部的临时监狱，里面关着17名中共地下党员，这些人都是之前被抓起来的政治犯。周嘉彬亲自在释放文件上签了字，盖上120军的公章，对这些人说：“你们走吧，这里没你们的事了。”
 
他没声张，也没向上级汇报，就这么悄悄把人放了，他知道这是在冒险，但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人为了信仰丢了性命。 做完这一切，周嘉彬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没收拾金银细软，也没带贵重物品，只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线装书，那是岳父张治中亲手批注的《曾国藩家书》，这本书他随身带了很多年，上面的每一句话他都能背下来。
 
他把书揣在怀里，换上一身便装，没跟任何人告别，就悄悄离开了军部，直奔酒泉机场。 到了机场，他登上了一架飞往重庆的军用运输机，在重庆安排好家眷后，又转道去了香港。登机的时候，他还是只带着那本《曾国藩家书》，别的什么都没带。
 
到了香港，他在九龙租了一间小公寓，隐姓埋名过起了平民生活，没去参加任何国民党的聚会，也没跟旧部联系，每天就看看书，写写东西，日子过得很平静。 周嘉彬的选择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他胆小怕事，有人说他忘恩负义，还有人说他是个聪明人，懂得明哲保身。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不想再看到流血牺牲，不想再卷入无谓的纷争。他那本《曾国藩家书》里，岳父张治中批注的“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这句话，一直是他的行事准则。
 
后来，周嘉彬在香港待了几年，1956年，他带着那本《曾国藩家书》回到了北京，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他没要求任何官职，只在水电部当了个普通的参事，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余生。
 
这位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党军长，用自己的方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保护了两万多名士兵的生命，拯救了17名政治犯，也保全了自己的良知。他的故事，虽然不像那些起义将领那样轰轰烈烈，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让人们看到了乱世中一个军人的清醒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