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网上一些人士对当年黄梅戏定名的主导者感恩戴德也就罢了，甚至鼓吹“没有他就没有黄梅戏”，将其捧为“黄梅戏之父”，这与史实明显不符。

历史清晰可考：早在此次定名之前，黄梅戏早已成熟壮大。解放前便进入上海等大城市公演并获得广泛认可；在安庆城乡，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戏班活动已延续近七十年，怀宁金鸡戏神碑更是实证安庆地区戏曲传统绵延数百年。一个仅在建国后参与命名的人，被称为“黄梅戏之父”，显然难以服众。

我们始终尊重这位老革命，他为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理应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但功是功、过是过，革命资历不能等同于行事准则，更不能成为偏离公允的理由。

当年，他主政安徽，本应秉持公心对待地方文化遗产，却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将安庆人民世代孕育成熟的剧种冠以其家乡县名，并在给家乡的信中着力推动当地以此为名发展戏曲，客观上形成了将属地公共文化资源向家乡倾斜的效果。

在当年纪律严明、对贪腐行为零容忍的年代，这种掺杂个人乡情、动用公权偏向故里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也容易被认为是不够公允、偏于乡情的处置方式，只是当时未被深入追究，得以平稳过渡。

而从后来的经历看，此人曾被降职使用、仕途出现明显调整，其中缘由虽无公开定论，但也不能排除与当年这类处事不当、用权欠公的行为存在一定关联。组织上的处理，本身也从侧面说明其行为并非全无问题。

平心而论，这位命名者当年或许也是用心良苦、考量复杂，本意是想为家乡争取一些文化资源上的名分。但随着近年来黄梅戏发展史研究在网络上不断深入，史料、文物、音乐学证据越来越充分，真相已经越来越清晰。
现实层面更是给出了明确答案：非遗相关官网已悄然删除“发源于某县”的表述，安徽官方媒体正式刊文明确黄梅戏发源于安庆黄梅山，全国各年级中小学教材也陆续剔除了某县起源的说法。
这早已不是公众心里打个问号那么简单，而是权威层面开始逐步正本清源。随着时间推移，等到各类工具书进入词条修订周期，曾经那个偏离史实的结论，终将慢慢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抹去。

总而言之，他可以享有老革命的荣誉，却无权擅自处置安庆人民的文化成果；可以参与行政定名，却不能因此篡改剧种的历史源头；可以心怀桑梓，却不应以公权为个人乡情铺路。

将这样一位在历史上存有明显争议、行事有失公允的人捧为“黄梅戏之父”，既是对真实历史的漠视，也是对安庆数代艺人和广大民众情感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