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没有三位党外副主席，新中国就坐不稳？看毛主席顶级阳谋

1949年的中南海丰泽园，秋意已浸染了庭院的草木，却压不住屋子里热烈的讨论声。一份拟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名单，正摆在毛主席的案头，当他拿起笔，在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个名字上重重圈定时，在场的不少同志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毛主席心里明镜似的，早就料到会有人想不通这个安排。那份名单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总共六个人，除了朱老总、刘少奇、高岗三位党内同志外，另外三个位置给了党外人士。有的同志私下嘀咕，咱们多少同志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让国民党元老来坐这个位子？有人直接去找领导反映，说这是不是太“右”了。

实际上，毛主席选择这三位党外副主席，绝不是拍脑门的临时起意，每一步都有着深不见底的考量。

先说说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从二十年代开始，她就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几十年如一日支持进步事业。抗战期间她四处奔走争取国际援助，解放战争时期她冒着巨大风险掩护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亲笔写信，还专门派邓颖超到上海迎接。周恩来说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我们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

再说李济深。这位被蒋介石“三次开除党籍”的传奇人物，早年是黄埔军校副校长，国民党陆军上将，在国民党内部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威望。但他坚决反蒋抗日，1948年在香港牵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之后，李济深的存在就像一座桥，连接着大陆和那些还在观望的国民党旧部。有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当副主席，就等于向岛上的那些人喊话：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共产党既往不咎。这种号召力，是多少颗炮弹都换不来的。

张澜的情况又不同。这位老先生在四川被老百姓称为“川北圣人”，是民盟的创始人和终身主席。他领导民盟长期支持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坚决反对内战，和谈破裂后拒绝出席伪国大，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获救之后，他以七十多岁高龄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看了他头上那顶瓜皮帽和一身土布长衫，都忍不住感叹：表老，你太简朴了，现在是国家副主席了，应该穿好点。民盟代表着大量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张澜在中央，就等于给这些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有人可能忍不住要问：为什么要一次性给三个副主席的位子，给一个意思意思不就行了吗？

毛主席对此看得比谁都透彻。他曾经在党内多次强调，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是明确指出，要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

你想想看，1949年的中国是个什么局面？国民党虽然败退了，但在大陆还潜伏着大量特务和残部，西南、西北、东南沿海地区局势极其复杂。美国的军舰还停在台湾海峡虎视眈眈。如果新中国是个“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那些还在观望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共产党连李济深这样的国民党元老都容不下，那我们过去跟着国民党干过事的人岂不是都要被清算？这种恐慌一旦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给三个副主席的位子给党外人士，释放的信号就是：不管你过去属于哪个阵营，只要你现在愿意接受新中国的领导，愿意为建设国家出力，共产党都敞开大门欢迎你。这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战略，让敌人阵营内部出现裂缝，让中间势力坚定地站过来。当时有党内干部总结过这样做的三点好处：可以“赚”人，非党人物都在朝里有了位子，“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

我读完这段历史最大的感触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事安排，而是一场精妙绝伦的政治博弈。毛泽东看问题的眼光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三十年五十年。他知道，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靠的是人心。当年蒋介石之所以失去大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搞“清一色”，把国民党内部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排挤走了，把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共产党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事实证明，这项决策的回报极其丰厚。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占了一半，56位委员中党外人士占了27位。政务院34个部委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多达14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水利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卫生部部长等等关键职位都交给了党外人士。这种格局彻底打消了党外人士的顾虑，把他们团结到了新中国的建设大业中来，也为后来几十年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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