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泽芳（1899年2月20日—1959年9月22日)，字馥堂，男，汉族，浙江义乌人，农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你身上穿的每一件棉质衣物，都藏着他的心血。民国时期的中国，棉花产量低得可怜，品质更是差到没法用，纺织厂得靠进口棉花维持生产，老百姓穿件像样的棉布衣服都难。冯泽芳偏偏就和这“软黄金”较上了劲，一辈子钻在棉田里，把中国从“棉花弱国”变成了“产棉大国”，被后人尊为“中国棉花之父”。

1933年，冯泽芳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摆在他面前的是优渥的科研条件和高薪职位。可他一想到国内棉农守着薄田种不出好棉，纺织厂空有机器没原料，咬咬牙就回了国。那会儿的棉田，品种杂、产量低，农民种棉全凭老经验，遇到病虫害只能眼睁睁看着绝收。他没去大城市的实验室，反而扛着行李扎进了河南、陕西的棉区，白天顶着烈日记录数据，晚上在油灯下分析样本，连吃饭都和棉农蹲在田埂上，听他们讲种棉的难处 。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中国棉花“划地界”。跑遍全国26个试验点，用四年时间摸清了各地的气候、土壤，提出划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内陆、华南五大棉区的理论，这个划分至今还在沿用 。更绝的是，他通过试验敲定了“斯字棉4号”适合黄河流域，“德字棉531”适配长江流域，这两个品种比本地棉增产10%-66%，一下子解决了棉花产量低的难题 。1941年，斯字棉在陕西、河南推广100多万亩，德字棉在四川、陕南种了70多万亩，棉农们捧着沉甸甸的棉桃，都喊他“救命恩人” 。

抗战时期，主要棉区沦陷，大后方缺棉严重。冯泽芳奉命去云南，在村民房前屋后发现了一种优质长绒棉——离核木棉。他当即决定推广，手把手教农民种植技术，几年间就种了7万多亩，解了军需民用的燃眉之急 。他常说：“做农业科研，不能只在纸上谈兵，要让棉农实实在在看到好处。”这话不是空话，他编的《中等棉作学》成了最早的棉作教材，培养出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棉业骨干 。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首任所长，把实验室搬到了安阳的棉田里。那会儿条件苦，他和年轻科研人员一起住土坯房，吃粗粮，每天下地观察棉花生长，记录的笔记堆了满满一柜子。有次他得了重病，刚能下床就拄着拐杖去棉田，说“棉花不等人，耽误一天就少收一成”。

反观现在的农业科研，不少人躲在实验室里写论文，跑项目，真正愿意扎根田间的越来越少。棉花品种改良变成了“比论文数量”，推广技术成了“走形式”，忘了农业科研的初心是让农民增收、让国家增产。要是冯泽芳看到这种现象，怕是要拍着桌子说：“脱离土地的科研，算什么科研？”

冯泽芳60岁就走了，生命最后一刻还惦记着棉田。他没留下惊天动地的名言，只留下了遍布全国的棉区、高产的棉种和一群懂棉花的学生。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科学家，从来不是追着名利跑，而是踩着泥土干，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希望种进老百姓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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