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好像是那个hard模式。”近日在北影节上，应萝佳回答南都记者专访时笑称。

作为一名从制片人转型的编剧，凭借《年会不能停！》拿下百花奖最佳编剧奖之后，她对自己的双重身份有了更深的体悟。她坦言，“双重身份让我更尊重编剧，更共情他们。以前做制片人，我习惯先找剧本的问题；成为编剧后才明白，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先确认哪些是好的、下一稿绝对不能丢。”

谈及编剧生态，她认为在创作过程中“信念感”很重要：“信念感是第一棒，由编剧传递。”很多项目迷失方向，正是因为编剧没有得到明确肯定。

今年，她担任北影节项目创投终审评委，去年还是训练营总制片人。从“带项目”到“选项目”，她的答案是——项目与人的结合。她尤其看重“潜力”：完成度不高但潜力更大的项目，“如果有更多能帮到它的人出现，它最终可能走得更高”。

至于万众期待的《年会不能停2！》，她透露正在做后期，预计今年与观众见面。面对“续集魔咒”，她的态度很纯粹：“我们一直在问自己，真的有要表达的东西吗？有，我们就去做。”

后她用一句话剧透《年会不能停2！》的惊喜点——“还能这样？！这样也行？！”

应萝佳。受访者供图

从“带项目”到“选项目”：创投选的是项目与人的结合

南都：去年您担任北影节创投训练营的总制片人，今年担任项目创投终审评委。从“带项目”到“选项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应萝佳：创投训练营主要是对青年创作者进行扶持、培养，帮助他们。观察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思维，然后去推动他们。他们的时间很短，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拍出一部短片，我们就在极限时间里，把我们工作中的经验、认知快速传递给他们，看他们能吸收多少。

到了选项目的逻辑，我从一开始就在问自己，创投选项目，到底选的是文本，还是选的是人？我最终的认知是，项目跟人的结合。我们最终选的，是未来能够落地、能够拍出来的东西。这一方面需要文本本身，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导演在台上的阐述、回答问题的状态、对文本的理解，判断他未来能不能把这个项目落地做好，所以是项目和人结合。

训练营的时候，我更多帮助的是“人”，不是在意短片最后实现度怎么样、怎么在市场推广，而是在意做短片的这个人。希望他们在短时间里有所收获，下一步做长片的时候，能因为这次短片的经验，更有效地去实现自己的长片创作。

南都：您提到项目和人，这两者之间会有比重吗？比如几成几成这样？

应萝佳：比重很难讲。其实我们在市场上做项目，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首先，剧本是最大的基础，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如果剧本不成立，后续就全都没有了，剧本成立才有这条路，不成立就是零，所以它的比重非常大。

但是，谁能把这个剧本完成度做高、做加分，实现剧本的人也很重要。进一步推进项目的时候，人就很关键，如果人不对，原本很好的剧本基础也可能被推翻。创投也是一样，先看剧本。从几百个项目里进入创投入围范畴的，本身都有一定潜力和空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筛选，看谁更有希望，我们更能帮到，推一把就能更快、更好地在市场上呈现出来。

文本跟人真的没法用固定比重划分，我会觉得一个是基础，一个是进阶。当不是所有项目都能拍的时候，人就变得非常重要。

南都：评选的时候，您最看重什么？

应萝佳：我比较看重两点，第一是潜力。很多项目，包括创投外的项目，很少有人一稿两稿剧本拿来就能直接开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剧本的可能性，在这个基础上一轮轮修改，再进入拍摄。

创投项目，可能性是第一位的。有些项目完成度没那么高，但潜力更大，这种项目我会更在意。因为有人帮忙、有资源助力，它最终呈现的结果可能会更高，这类项目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第二点是可执行性、可实现度。有些项目文本不错，想象力、完成度都很好，但各方面——人的能力、资金、审查、演员选择等等，落地执行难度非常大，这时候就要综合考量。

南都：您这次有看到潜力比较大的作品吗？怎么判断潜力体现在哪里？

应萝佳：潜力分两种，一种是市场向的潜力，贴近当下，能和观众共情、展现当下生活。比如《都市生存指南》，讲两个年轻人在都市里当“省钱搭子”，物质贫乏，但追求精神富足，没钱也能把生活过好、过出品质。这个题材很贴近当下年轻人，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诉求没有降低，而精神富足和钱的数字不完全成正比，这个前提很有意思。如果打磨好、匹配好资源，会很有潜力，很贴近观众的生活和内心。

南都：项目面临可执行性问题时，您一般会给出什么建议？

应萝佳：有些项目体量、表达方向和审查有压力，有些在演员选择、角色塑造上有难度，执行起来就费劲。我们会一对一和项目探讨怎么落地。

比如《唐人街捉妖》，如果做真人电影，成本很高，需要特效、妖怪形象设计，是需要大工业化支撑的剧本。导演现在想用动画片呈现，但剧本本身是按照真人电影写的，和动画的创作规律、受众不匹配。导演也困惑，自己是写真人剧本的，作为新导演，很难拿到巨额资金拍工业化大片，所以想走动画入口。

我给他的建议是，第一，可以把剧本拿去和几家大电影公司探讨，最理想的是做成真人电影，有公司投资、配监制、给资金支持。第二，如果不行，要做动画，就必须按照动画的创作规律、市场规律去改剧本，因为动画受众和真人电影受众不完全一样，不能直接套用。这个创作者剧作能力很强，之前在北影节创投也拿过奖，只要他愿意尊重动画规律去修改，我们相信他能做出来。目前这个真人剧本直接转动画，可执行度就没那么高。

从制作人到编剧：项目成功前提是信念感，而信念感的第一棒是由编剧传递的

南都：您从制片人转型为编剧，并凭借《年会不能停！》拿了百花奖最佳编剧。您觉得制片人思维对您做编剧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反过来，编剧经验又让您成为了一个怎样的制片人？

应萝佳：我一直做制片人，做制片时深度参与剧本策划、剧本会。在真正成为编剧、自己写剧本之前，我以为自己对剧作已经很熟悉了。真正做了编剧才知道，我特别敬佩编剧这个工种。我当时说，在影视行业里，编剧就像“hard”模式，做剧本太难了。

我们在策划会上随口一拍脑门说的想法，编剧要去落地实现，要考虑的因素特别复杂，不是简单搬砖。从A点到B点，要调动个人生命体验、学习到的所有技巧，就算这样，第一次也未必能做到位，还要面对各种批评，重建创作信心。这个工种的创造力和难度，在行业里基本是最高的。

做制片人的特点，是会比较在意市场受众，剧本创作中也会关注。但我写剧本的时候，没办法同时开制片人思维，必须纯编剧思维，沉浸在创作里，捍卫我的表达。董润年导演有时候还会说：你还记得你是制片人吗？

好处是写完之后，我能立刻跳出来，切换制片人视角，去看我们到底要表达什么、观众是谁。市场分文艺片市场、商业片市场，每个内容都有自己的受众。虽然都想做合家欢、覆盖所有观众，但创作初期，一定要先拉住最主流的那部分观众，做得纯粹一点，结果反而会更好。

所以编剧和制片的双重身份，让我首先更尊重创作本身，更尊重编剧，更共情他们。我也看清了现在编剧生态的核心问题。以前做制片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找到剧本这一稿的缺失和问题，达成共识。但成为编剧后才明白，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先建立共识：哪些是这次特别好、下一稿绝对不能丢的东西。

很多项目改到最后，原本好的东西都丢了，因为编剧没有得到明确确认：这是好的，要保住。最后项目迷失方向、失去信心，编剧写颓了、写废了，甚至中途放弃的特别多。很多编剧在这个项目没做好，在另一个项目却能出好作品，核心就是团队对创作信心、创意热情、信念感的保护不够。

南都：可以理解为给予编剧自主性和更多话语权吗？

应萝佳：不单单是自主性和话语权，核心是信任，相信我们最终能做成这个东西。创作过程中，信任和不信任是能明显感受到的。很多时候着急给意见，就是因为心里没底，大量项目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现在认为，一个项目能不能成，最重要的是信念感。编剧、导演这个创始团队，如果信念感建立不起来，再有技能、再有机制都没用。信念感，是项目成功的前提，编剧是接力棒第一棒，这是最重要的。

南都：您提到写完剧本会跳出编剧身份，用制片人视角看，会有自我博弈，能具体讲讲这个过程吗？

应萝佳：写的时候，某场戏、某句台词、某个人物，自己写得很开心，觉得特别出彩。但跳出来看，就像导演在剪辑台剪掉东西一样，有些内容再有趣，和核心表达、前后逻辑、受众是脱节的。

我和董润年导演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对自己下狠手。该删就删，该改就改，始终回到核心：我们在表达什么，观众能不能get到。

南都：在编剧权益保护的实际层面，从编剧署名权纠纷、“层层转包”到“枪手链”问题时有曝光。作为一位从制片人转型并获得专业认可的编剧，您如何看待这些编剧权益保护上的结构性问题？

应萝佳：我和编剧关系一直很好。剧本开发周期很长，创作中有理性也有感性因素，不同人立场、诉求不一样，导致这个阶段不明确，给了一些人混乱、不规范操作的空间，有的是刻意，有的是无奈。

整体来说，编剧还是不够被重视，而且我认为，行业里职业编剧的数量太少了。这个行业难度很大，年轻编剧能看到的完整、优秀的成型剧本量不够，这是最该学习的东西，但因为行业机制，剧本都是保密的，大家只能靠成片去学习，入行门槛变得很高。进来之后，怎么找到合适的项目、怎么实现，也很困难。

还有一点，原创的鼓励程度太低。现在编剧更多在做委托创作，就出现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有成功作品的编剧不断被找，水面下的新人没人能看见、能判断、没人给机会。

职业编剧群体没有形成规模，就会被弱化、权益被侵犯，这是结构性问题。行业现在恰恰最需要大量好的职业编剧被培养、被挖掘，我们要做商业类型片，很多类型规律都还没掌握，更需要专业编剧。

如果编剧被重视、有规范、有保障，入行的人会更多，市场也会更繁荣。现在“一剧之本”这个金字塔基石，人数还是太少，电影行业尤其少，剧集相对多一些。

南都：现在很多项目都是小说改编，原创很难进入市场，您怎么看？

应萝佳：原创确实很难，反而我觉得，创投是鼓励原创非常好的公开平台。很多原创剧本直接投给公司，可能就被淹没了，但在电影节创投环节，能浮出水面，被行业看到。

但整体原创的量还是太少，大家对原创很难判断。可事实上，中国电影市场的活力，很大程度靠原创电影来支撑，这就形成了悖论。

南都：电影节这类创投项目，有没有真正进入市场、成功落地的项目？

应萝佳：有很多。比如杨子导演的《喊·山》，徐磊导演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刘江江的《人生大事》。

但我常说，不要急迫地要求在一个创投上，项目就100%拍出来、立刻成功。创投的价值有显性的，也有长期、隐性的。有些导演这个项目没成，但在创投积累经验、认识伙伴、获得认可，下一个项目就开花结果。比如王一通当年自己去参加创投，找到了创作上的伙伴，那个人就是孔大山，两人一起完成了《宇宙探索编辑部》。所以电影节创投给人的力量和支持，有快有慢，长期来看价值很大。

从《年会不能停！》到《年会不能停2！》：如何看待续集魔咒？

南都：《年会不能停！》是您第一次担任编剧，到第二部会不会更有经验？

应萝佳：中间我也在做别的项目，剧集、电影都有，只是有些还没成型。经过第一部密集的创作，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在剧本讨论里激发最好的灵感，怎么互相刺激、激发对方，把潜意识里偷懒的创作部分逼出来，拿到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的工作方法更多了，创作中的争论和创作之外的情绪切割也做得更好。懂得怎么为创作争吵，怎么拥抱不同意见，有点像打球，越来越知道球过来怎么扣、怎么打回去，配合越来越默契。

南都：之前有看到您说，《年会不能停2！》有很多大厂员工做“内应”来给你们提供故事？

应萝佳：第一部上映之后，很多熟悉、不熟悉的朋友，都来跟我讲他们的职场故事，我们听到了更多声音，现实中很多事情比剧本更荒诞，还有大家普遍性的困扰。相当于多了很多“帮手”，很感谢喜欢这部片子的观众。

这些故事我们会提取共性的东西，做技术性处理，再用到剧本里。也有一些现实小事，和我们创作思路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也很多。

问：职场生态这几年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AI冲击、灵活用工等，新片是否有回应这些新现实？

应萝佳：现实最大的特点就是跑得太快了，我们创作一直在和时间赛跑。AI的变化尤其高速，以前十年一变的东西，现在两三年一变，AI来了之后两三个月就变，对创作是巨大压力，因为创作规律没办法那么快跟进。但我们还是尽量在内容里体现当下性，希望上映的时候，还能跟上现实节奏。

南都：续集是原班人马回归，还加入了张若昀这样的新演员，作为编剧怎么平衡观众的情怀期待和新鲜感？

应萝佳：做第二部一开始会背很多包袱，毕竟观众对第一部形成了一些固有认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给创作思想解绑，不断问自己：我们到底想表达什么，精神内核是什么？

一开始我们同步推进三四个创意方向，最终选的这个，是我们当下最想表达的。我们坚持尊重创作规律，需要新角色就加，需要老角色就保留，一切服务于表达。老人物的发展符合逻辑，新人物为了完成表达而存在，不是刻意设计。

进到创作里，不是我们带着项目跑，而是项目带着我们跑，角色有了自己的灵魂，自己书写命运。所以我们尊重创作规律，跟着角色走。

张若昀这次的形象和他以往角色很不一样，对我们创作者、对他自己都很有新鲜感，整个拍摄过程都充满兴奋和热情，是非常棒的碰撞。

南都：大家常说“续集魔咒”，您怎么看待续集压力？

应萝佳：做第二部，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考：是不是真的有话要说、有东西要表达？我们不断给自己解绑，不被前作束缚，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创作本身，延续第一部的精神，有新的表达欲，就去做。其他市场、口碑的东西，在创作阶段都让位给创作本身，保持纯粹。

其实每一个项目都有压力，第一部有第一部的包袱，第二部有第二部的困境，没有任何一个电影是完全无包袱的。文艺片有文艺片的困境，商业片有商业片的压力。所以我们不考虑“魔咒”这种杂音，屏蔽掉，就把它当成一个要做好、做出来的项目。

对创作者来说，信念感和创作热情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还能保持热情，做想表达的东西，让观众也能获得开心，就够了。

南都：和第一部相比，您给观众推介的话，《年会不能停2！》有什么更大的惊喜和新鲜点？

应萝佳：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还能这样？！还可以这样？！这样也行？！给大家留个悬念，到时候看电影就知道了。

南都：大家非常期待《年会不能停2！》，预计什么时候能和大家见面？今年能上吗？

应萝佳：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做后期，希望能尽快呈现给观众。希望大家来看《年会不能停2！》，希望能尽快和大家一起欢乐地享受这部电影，带来不一样的开心和感动。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