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43岁被秘密召进北京，领到一张纸条：“去上海，找一间没挂牌的工厂，造一种‘看不见的零件’它不发光、不导电、不发声，但少了它，原子弹就永远点不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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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任务就是研制甲种分离膜，这种核燃料提纯组件要在极小面积内排布上亿个纳米级单向孔洞，孔径误差得控制在头发丝百分之一以内。
 
这东西的物理功能十分明确，专门负责把天然铀矿里占百分之零点七的铀235浓缩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从而满足原子弹芯块的临界质量要求。
 
那会儿美英苏等国对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技术封锁，苏联专家撤离时还带走并销毁了所有的相关图纸和专门设备。
 
研发基址最终定在了两个地方，分别是位于上海市岳阳路320号的冶金所，以及宝山区一处四面环水的废弃砖瓦厂。
 
当时大家手里能参考的初始资料极为匮乏，仅仅剩下十几张苏联残页和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完全没有完整的图纸供研究。
 
团队里根本没有专用的生产设备与测试仪器，四十三岁的材料学家吴自良就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牵头组建了一个不到十五人的攻关小组。
 
这个精简的小组里包括两名从北京调来的粉末冶金专业毕业生，还有三名上海交大的讲师，以及冶金所原有的七八名老技工。
 
既然没有专用的硬件加工设备，大伙儿就动手拆解并改装那些老旧车床，硬是靠着这股子拼劲凑合出了一套能用的加工工具。
 
遇到缺乏高精度孔隙分析仪的难题时，他们就琢磨出了水浸泡法，通过观察样品在水里冒出气泡的均匀度来进行最初的物理测试。
 
整个配方摸索阶段全靠粉末冶金技术撑着，技术人员每天都在进行几十种金属粉末的克级精准配比测试，还要反复去调整各种炉温。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先进的计算机，前期全阶段的数据运算和整理工作全凭大家用手摇计算器一点点核算出来，效率极低大家却毫无怨言。
 
前半年的试错迭代期经历了极高频率的报废，做出来的样品要不然就是孔洞全部堵死，要不然就是整体结构脆得一碰就彻底碎成渣。
 
到了1961年7月的时候，实验记录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废片次数已经达到了127次以上，但全组上下所有人依然在咬紧牙关坚持往下做。
 
吴自良本人在这期间私下建立了好几套待验证的参数模型笔记，他把每天的细微变化都工工整整记录在册，不断寻找突破技术瓶颈的线索。
 
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962年秋天，第309号样品终于成功问世，物理测试组立刻拿着这份珍贵的样品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反复校验。
 
校验结果显示这块样品的孔隙率与均匀度完全达标，就连抗压强度也顶住了多重压力测试，这是该研发项目首次真正达到设计指标。
 
样品合格后马上就面临着量产定型的巨大挑战，为了保障后续批次的生产良率，吴自良把单片试制的工艺精细拆解为了17个独立的生产环节。
 
这套标准化流程在每个环节都严格落实了定人定机定料的死规矩，以此来确保后面的批量制造不会在任何一个细微参数上出现致命偏差。
 
1963年春天的交付节点如期而至，首批生产出来的12片定型产品被专程送往北京进行全面检测，并极其顺利地通过了严苛的验收。
 
检测合格的消息传回上海后，位于废弃砖瓦厂的实验室没有搞任何庆祝活动，全员立刻全身心地转入了高强度的连续生产状态。
 
到了1964年10月16日那一天，应用这批分离膜提取核材料的新疆罗布泊原子弹终于成功点火，向世界证明了我们的核心技术实力。
 
就在全国都在为这声巨响欢欣鼓舞的时候，上海实验室同期的工作手册上也默默记下了一笔，当天出炉的第847号样品各项数据全部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