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腹中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在武汉和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新婚夜，两人躺在床上，端木犯了愁，喃喃低语道：“女子有孕是不能碰的，你可听过这个古训？”
1938年春天。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中国，都处于动荡不安的撕裂中。几经波折从北方流亡下来的萧红，在经历了反复的内心折磨后，微笑着对相恋六年的萧军说出了一句话：“三郎，我们永远分手吧。”
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外人无法理解的疲惫。六年的感情，夹杂着萧军的粗暴、大男子主义以及无休止的感情背叛。萧红被打过，被冷落过，身心都已经累到了极点。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一点在于，此时萧红的肚子里，正怀着萧军的孩子。
挺着大肚子与孩子生父决裂，这即便放在观念开放的今天，也足以引爆舆论场。很多人对萧红的决绝感到困惑甚至愤怒，但只要仔细看看她当时满是伤痕的处境就会明白，她要的只是一口能顺畅呼吸的空气。
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端木蕻良走进了她的生活。比起粗犷豪放甚至带着点匪气的萧军，端木展现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特质。他出身富裕家庭，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斯文秀气，性格温和。在早前的青岛、上海乃至临汾，端木一直对才华横溢的萧红抱有极大的仰慕，常常轻声细语地叫她“姐姐”。当粗暴的旧爱让萧红感到随时会粉身碎骨时，端木这种毫不张扬的做派，恰恰成了她当时最渴望的止痛药。
1938年5月，战火已经向华中逼近，武汉的空气里都透着仓皇。就在这个时候，萧红和端木蕻良决定结婚。
这场婚姻面临着巨大的阻力。端木的家人强烈反对，端木的母亲更是觉得这个怀着别人孩子、情史复杂的女人“不吉利”，生怕儿子吃亏。而在文坛朋友圈里，虽然许多男作家同情萧红的遭遇，但提到要娶一个怀着别人骨肉的女人为妻，大伙儿依然避之不及。在一个依然保守的年代，端木确实顶住了巨大的世俗压力，给了萧红一个正式的名分，也给了她一个落脚的家。
5月下旬的汉口大同酒家，一场在战时显得既简单又隆重的婚礼如期举行。文化界的胡风、艾青，以及日本友人池田幸子都来做了见证。萧红穿着一身素雅的旗袍，端木穿着整齐的西装。
接下来的这一幕，正是打破网络传言的最佳证据。在婚礼现场，作为主持人的胡风为了活跃气氛，提议两位新人谈谈恋爱经过。萧红站在那里，没有表现出任何小女人的娇羞，也毫无罗曼蒂克的粉饰。面对台下的宾客，她留下了一段极其清醒、甚至透着悲凉的告白：
“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接下来的几句话，字字泣血，道尽了她前半生的委屈：“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这哪里是在秀恩爱？这分明是一个被伤害到极致的女人，在向命运讨要一份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她以为眼前这个斯文的男人，能兑现这份普通老百姓的体贴。
有了大同酒家这番极具现实重量的发言，再去回看开头那段所谓“新婚夜不可碰孕妇”的网传低语，只会觉得无比轻浮。事实证明，生活远远比言情桥段要冰冷得多。
端木蕻良给了一纸婚约，却没能给出萧红梦寐以求的照顾。这位从小养尊处优的公子哥，连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都费劲，根本不懂如何去照顾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婚后的日子里，反倒是身体不便的萧红在处处操心这段生活，为这个缺乏生存能力的“弟弟”操碎了心。
更残酷的考验在短短几个月后就降临了。1938年8月上旬，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整座城市面临随时沦陷的危险。逃难成了唯一的主题。去往重庆的船票成了真正能救命的东西，可谓一票难求。
面对生死存亡，人性的真实底色往往藏不住。根据骆宾基等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张船票，端木蕻良并未选择留下来陪妻子，也未将唯一的逃生机会让给孕妇。他拿着那张珍贵的船票，先行离开了武汉，把怀着六甲、行动极其不便的萧红一个人留在了炮火连天的险地。
那个曾经顶着家族压力娶她的男人，在战火面前，终究暴露出懦弱的一面。萧红就这样被抛下了。她在汉口三教街苦苦等待，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恐慌和波折，直到9月中旬才跟着友人辗转逃亡到了重庆。等她拖着即将临盆的身体在重庆江津落地时，先行抵达的端木连一个遮风挡雨的落脚点都没有准备好。最后，萧红只能无奈地寄居在朋友白朗的家里。
她在重庆生下了那个历经颠沛流离的孩子，仅仅几天后，孩子便夭折了。她终生都在渴求最普通的现世安稳，想做一个寻常的妻子，想要一份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感情。可直到1942年在香港病逝，年仅31岁的她也未能真正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