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最好的朋友一定是女人，女人最好的朋友一定是男人，男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避免不了嫉妒，竞争和冲突的，哪怕是父子之间或母女之间都没有例外。

中国有个男人，叫傅雷。傅雷是翻译家，是文艺评论家，译过巴尔扎克，译过罗曼・罗兰，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

傅雷脾气暴烈，骂遍文坛，跟朋友翻脸，跟同行结仇，跟儿子傅聪也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可傅雷一生，只有一个真正的知己朋友，那就是傅雷的妻子朱梅馥。

1928 年，20 岁的傅雷乘船远赴法国，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艺术理论，同时旁听文学与音乐相关课程，一有空就扎进卢浮宫、奥赛博物馆，潜心研究西方美术名作。

留学的日子并不好过，傅雷不仅要啃下法语的硬骨头，还要时常为拮据的生活费发愁，更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一位法国女友，一度被新鲜感冲昏头脑，动了悔婚的念头。傅雷曾提笔给国内的母亲写信，明明白白说要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约。

朱梅馥是傅雷的表妹，小傅雷两岁，早在傅雷十四岁那年，就由傅雷的母亲定下了这门亲事。得知傅雷的想法，朱梅馥没有哭闹，也没有抱怨，反而更沉下心来，守着这份婚约等下去。

朱梅馥一边悉心照料傅雷年迈的母亲，把家里大小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一边挤着空闲时间学法语，读傅雷寄回的西方文学著作，一点点跟上傅雷的脚步。

朱梅馥每月都会给傅雷写一封信，信里从不说自己的委曲，只反复叮嘱傅雷照顾好身体，安心求学，还总把自己省下来的生活费，连同亲友凑的资助一起寄给傅雷，帮傅雷缓解经济上的窘迫。

1931 年，傅雷完成学业从法国回国，一路都在愧疚自己当初的冲动，也感念朱梅馥四年的坚守。

1932 年，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正式结婚，傅雷在婚礼上只说了一句真心话，这辈子只结这一次婚，因为只有朱梅馥，能受得了傅雷的坏脾气。

婚后的日子，成了傅雷文艺事业的黄金时代。刚回国的傅雷，一心想把西方先进的美术理论带回国内，打破当时国内美术界的沉闷局面。

1932 年，傅雷和庞薰琹、倪贻德等几位志同道合的美术从业者，一起创办了艺术团体决澜社，傅雷担任社里的理论指导，专门负责撰写艺术评论，向国内读者普及西方美术理论与名作。

决澜社刚创办的时候，既缺资金，也没人认可，傅雷就把自己翻译赚来的稿费拿出来，补贴社里的各项开支，朱梅馥则成了决澜社没人知道的幕后助手。朱梅馥不仅要操持一大家子的家务，还要帮傅雷整理社里的资料，抄写一篇篇艺术评论稿件，有时候傅雷忙着赶稿，朱梅馥还会帮着接待前来交流的美术从业者，耐心协调社里的各项琐事。

1934 年，傅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主讲美术史与法文，上课之余，傅雷开始动笔写《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本书的撰写过程里，朱梅馥全程陪在傅雷身边，帮傅雷翻查资料，逐字逐句校对稿件，偶尔还会说出自己的看法，给傅雷的创作提了不少实在的建议。

1936 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一问世就成了国内美术从业者的必读书，而这本书的每一页内容，都藏着朱梅馥的心血。

《诗经・郑风・女曰鸡鸣》里有一句话：“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傅雷的书房里从来没有琴瑟，只有写不完的笔和用不完的纸，可朱梅馥就是那个让傅雷的世界彻底静下来的人。

傅雷关在书房里翻译，一坐就是一整天，朱梅馥就安安静静坐在旁边，替傅雷抄稿、校对、查资料。傅雷脾气上来，译不好句子就撕稿子，骂自己也迁怒朱梅馥，朱梅馥从来不会回嘴，只会默默把撕碎的稿纸捡起来，一点点拼好粘好，重新工工整整抄一遍，第二天轻轻放在傅雷的书桌上。

傅雷一辈子骂过胡适，骂过徐志摩，骂过刘海粟，跟谁都处不长久，可只有在朱梅馥面前，傅雷不用装样子，不用压脾气，能毫无顾忌地展露自己所有的情绪。

1954 年，傅雷的儿子傅聪去波兰留学，傅雷前前后后给傅聪写了上百封信，可傅聪很少回信，傅雷常常坐在书房里失落难过，朱梅馥总会坐在旁边慢慢安慰傅雷，告诉傅雷，傅聪只是怕傅雷唠叨，心里一直记挂着家里。

1958 年，傅雷被划为右派，翻译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身边的人渐渐疏远，只有朱梅馥始终守在傅雷身边，一遍遍鼓励傅雷，不要放弃自己坚持了一辈子的翻译事业。

1966 年，文革爆发，傅雷被红卫兵抄家，接连遭受批斗与羞辱，傅雷始终不肯低头，夜里跟朱梅馥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朱梅馥只说了一句，傅雷去哪儿，朱梅馥就去哪儿。

两人在书房里写下遗书，一笔一划安排好了所有后事，没人能预料到，这对相濡以沫了一辈子的知己，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也没人能想到，他们写下的那些信件与译稿，会在多年后，成为影响无数中国人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