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选择前往中立国巴西。他们放弃了回到中国大陆，放弃了和家中的亲人团聚，独自去到那个遥远且陌生的新大陆。
这55名老兵，大多数来自志愿军第180师。1951年第五次战役期间，180师的将士们在汉江边遭遇美军重兵包围。断粮七天七夜，子弹早就打光了，战士们连石头都用上了，拼到最后一刻，部分突围无望的将士不幸被俘。
被俘，在任何年代对军人来说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被押送到釜山和巨济岛战俘营后，他们面对的残酷远超战场。美军主导的战俘营根本毫无国际公约精神可言，为了达成政治目的，敌方对战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和分化瓦解。
在那个逼仄压抑的集中营里，暴力胁迫简直是家常便饭。敌军强迫部分战俘在身上刺字、表态，甚至散布大量扭曲国内现状的虚假言论，人为制造恐慌。山东农家子弟张迪就是其中一员。当年参军时，家里穷得叮当响，硬是炖了唯一的老母鸡给他壮行。在战俘营里，张迪带头反抗敌人的洗脑，结果被打坏了耳朵，身上也留下了屈辱的印记。他后来痛苦地说，觉得自己已经“脏了”，实在没脸再回村里见爹娘。
文化教员李振光的遭遇同样令人心碎。作为拿笔杆子的人，他的右手在集中营里被硬生生打断，再也拿不起粉笔。他对同伴叹息：“这手废了，回去也教不了书，干脆出去闯一闯吧。”这句话听着像赌气，背后藏着的却是一个残疾军人绝境求生的辛酸。
1954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战俘遣返工作全面铺开。按照国际规定，中立国视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战俘们面临着命运的抉择。
绝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冲破了重重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列车。然而，在那样的极端环境下，人的心理防线极易崩塌。这55名战士在长期的肉体摧残与信息封锁下，心里那块“战俘标签”已经像铁钉一样死死砸进了肉里。
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对“战俘”这两个字极其敏感。四川老兵李振华被俘前刚收到家信，信上说孩子已经会喊爹了。在遣返前的无数个深夜，他把那封信摸了又摸。回去，面临的将是复杂的眼光，甚至会让全家跟着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经过一夜又一夜的煎熬，李振华咬着牙跟战友商量：“咱们去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吧。”
刚好，巴西领事馆抛出了橄榄枝，承诺给予这批愿意前往中立国的战俘“20公顷良田，三年安家费”，甚至包揽了船票。在当时的他们看来，那个遥远的南美国家简直就是一个可以逃避一切世俗审判的“避风港”。1954年下半年，这55人挤在从香港出发的轮船甲板底下，带的只有几件破军装和一把旧水壶。谁也没说话，有人望着渐行渐远的海岸线发呆，心底清楚，这一走，大概率就是永别。
1956年初，当他们终于辗转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码头时，迎接他们的根本不是什么现成的良田。巴西官员指着远方说：地在亚马逊雨林，你们自己去开荒。
这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亚马逊的树木高耸入云，藤蔓密布，毒蚊子嗡嗡作响，叮一口能肿半个月。没有拖拉机，没有现代农具，他们就用美军罐头盒改造成锄头；没有盐巴，就煮雨林里的树叶凑合。当地人私下嘲笑这群中国人连热带雨林都不会住，老兵们一声不吭，默默地把砍倒的巨木码得整整齐齐，就像当年在部队里叠豆腐块被子一样。
山东大汉王德顺以前在部队是喂马的好手，到了巴西雨林，他千辛万苦养起来的一匹马竟然被美洲豹给叼走了。那个流血不流泪的汉子，蹲在林子里哭了半宿。第二天一早，照样抹干眼泪，拿起斧头继续砍树，双手磨出血泡也绝不停下。这就是中国军人的死磕精神。
后来，有些老兵觉得雨林实在待不下去，开始向城市转移。学农出身的王仁才发现圣保罗周边的气候土壤特别适合种菜。这群老兵硬是靠着在国内练就的种地本事，在异国他乡租地种起了大白菜和萝卜。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他们慢慢在当地市场站稳了脚跟，有的人还在港口扛麻袋、在小馆刷盘子，硬生生蹚出了一条活路。
物质上的困境总能挺过去，最折磨人的，还是那份刻骨铭心的孤独。
由于特殊的身份，他们极少向当地人提及自己的过往，死死隐藏着曾经的志愿军身份，工资再低也觉得踏实，因为没人天天追问“你以前是哪一边的”。逢年过节，这群自称为“巴西兄弟连”的老兵会聚在简陋的棚屋里，围着一桌水饺闷头喝酒。大家望着天上的明月，谁都默契地不提“回国”二字，只会互相拍拍肩膀，说一句“兄弟顶住”。
岁月流转，有些人扛不住了。老兵张福生试图偷渡去阿根廷谋生，结果被当地警察遣返，最终不幸冻死在了边境线上。也有人勉强成家，却一辈子游离在当地社会边缘。
李振华的孩子长到十五岁时，曾托人辗转寄来一封信，上面写着：“爹，村里人都说你是逃兵。”看到这句话，李振华在雨林里足足转了三圈，老泪纵横。最终，他把那封信烧得干干净净，将灰烬尽数撒进了亚马逊河。从那一刻起，他彻底切断了和故乡的联系，把所有的痛咽进了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