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亲手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上级部门破格批准，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这份破格的安排背后，是孙铭九跌宕起伏、功过交织的半生。

1936 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遭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孙铭九作为张学良亲信心腹、东北军少壮派核心，与主张和平接受中央整编的元老派首领王以哲，矛盾彻底激化。

1937 年 2 月 2 日凌晨，孙铭九带队闯入王以哲在西安粉巷的住宅，当众开枪杀害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同时捕杀了东北军总部参谋处长徐方、副官长宋学礼等多名元老派军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东北军彻底分崩离析，原本完整的编制被南京国民政府强行肢解改编，孙铭九也成了东北军内部的众矢之的，被迫逃离西安，先躲入陕北苏区，后因不适应红军纪律离开，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颠沛流离。

孙铭九能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核心人物，根源在于 1936 年西安事变中他立下的首功。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毅然发动兵谏，而执行活捉蒋介石这一核心任务的，正是时任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的孙铭九。

孙铭九带着卫队将士连夜奔赴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贴身卫队展开激烈交火，冲破层层防守后，在骊山山间的石缝中找到了藏匿起来的蒋介石，亲手将其控制，顺利完成了兵谏的核心任务，为西安事变的推进立下了至关重要的功劳。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铭九辗转北平、天津、上海多地，生活困顿，政治上也彻底失去了方向。

1938 年，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四处拉拢失意的军阀与旧政客，走投无路的孙铭九最终选择投靠汪伪政权，先后任伪国民政府参赞、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驻扎济南协助日军维持地方治安。

任职期间，孙铭九虽身任伪职，但未参与日军 “扫荡”、屠杀平民等暴行，也从未指挥伪军与八路军正面作战，无直接残害同胞的血债，但这段投伪的经历，也成了孙铭九人生中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孙铭九被国民党军统以汉奸罪逮捕，因查无重大恶行实证，再加上西安事变中抗日救国的功绩，国民党未对其重判，1946 年将其释放，后孙铭九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1948 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

1950 年，孙铭九被移交上海接受审查，当时正值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伪政权人员、旧军阀的处理标准极为严格，孙铭九 “西安事变功臣” 与 “汪伪旧职人员” 的双重身份，引发了处理意见的极大争议。

审查小组逐一核查了孙铭九的全部人生经历，最终确认孙铭九当年执行兵谏活捉蒋介石，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图谋，投伪期间无残害同胞的恶行，后续岁月里也没有做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举动。

《左传》有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本着实事求是、宽待历史有功之人的原则，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批示，对孙铭九的功过分开看待、既往不咎，上海市政府最终破格任命孙铭九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给了孙铭九稳定的生活保障与正式的公职身份，让孙铭九彻底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任职期间，孙铭九先后当选第五届、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 年又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负责西安事变相关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撰写了多篇亲历记文搞，还担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事变》电影的历史顾问，全程参与还原兵谏的真实历史场景。

没人能预料到，这位从西安事变的烽火中走来的历史亲历者，还会在往后的岁月里，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红色历史的传承，留下多少珍贵的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