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没几天，钱穆就赶紧发文提醒蒋介石不要定都南京，否则迟早会丢了江山。结果，蒋介石根本没听，还办起了“还都大典”庆祝。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还都大典。这一天的南京十分热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红地毯一路从从码头铺到大会堂。
对此，蒋介石颇为得意，因为还都南京这件事，他期盼了许多年，如今一朝如愿，自然是难掩激动情绪。蒋介石为何会如此兴奋？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南京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意义重大，乃孙中山先生亲自定的都，代表着“正统性”；另一个是定都南京，可以得到江浙财阀的支持，虽然民国表面上都归蒋介石管，但实际上只有江浙才是蒋介石真正的“大本营”，浙江财阀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在抗战刚刚胜利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就迫不及待的办了这场还都庆典，迫切希望尽快回到南京，回到那个让他倍感自在的舒适区。
但在这个时候，钱穆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钱穆看来，蒋介石此次还都南京，不仅不值得庆贺，而且还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其实，早在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钱穆就已经对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的首都安排有自己的见解。
彼时，潜伏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今天内，就敏锐的意识到选都问题很快会被提上日程。因此，
钱穆极具远见的写了一篇《战后新首都问题》，讨论民国政府在战后选都的问题，并在文中将“还都南京”定为下策，称定都南京必败无疑。
不得不承认，民国时期的读书人还是有些风骨的，但如此直言，明显与蒋介石的想法相悖，钱穆究竟出于何种考量，才表达出如此观点呢？
其实读过钱穆的书就会发现，在钱穆的史观里，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实就是政治重心不断在地理空间中寻求平衡的过程。
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权，就像是泼在斜坡上的水一样，从高到低不断迁移，顺着河流一路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钱穆注意到了定都南京的弊端，认为政治中心设在南京这种“温柔乡”，时间久了会丧失北方政权所特有的开疆拓土之狠劲。
在钱穆看来，“偏安东南”说的好听，实际上不过是“半身不遂”。当所有的资源和人才都疯狂涌向江浙沪时，广袤的西北地区就会逐渐丧失“生机”。
从钱穆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的眼光要远比蒋介石更高，不仅看到了定都的问题，更看到了未来发展的问题，这已经涉及到了战略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认为定都南京不妥的人，并非只有钱穆一人，章太炎也谈过定都南京的五个弊端。
1912年，民国建立之初，章太炎就谈及了此事，称定都南京有“五害”。在这五害之中，最大的坏处是定都南京会导致北方逐渐失控。江浙财团固然可以稳固南京的统治地位，却对北方的影响力不足，久而久之北方就会出乱子，日本人也会趁机钻空子。
由此可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定都南京这件事确实有不小的“隐患”，不仅钱穆有这个想法，章太炎也有类似的看法。
但面对章太炎和钱穆的观点时，蒋介石这一次却没有听劝，最终还是固执的要还都南京。蒋介石难道听不懂钱穆和章太炎在讲什么吗？肯定不可能，他能听懂，但同时也有自己的考量，这才是让他坚持定都南京的原因。
其一，定都南京这几件事，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力排众议做的决定，顶着很多人想定都北京的压力，最终做成了这件事；
其二，蒋介石的“钱袋子”在江浙，自从1927年以来，他就将江浙视为自己的政治福地了，自然想亲自看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而不愿意去西安和北京。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曾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复兴的“正门”在西北的大陆方向，而东南沿海那些繁华的港口，不过是列强进出中国做生意的“侧门”。显然，外国人看出了其中的门道儿，简单的一句话却看透了事情的关键，而蒋介石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只想着守住自己的地盘，过偏安一隅的日子。
但事情根本没有蒋介石想的那么简单，面对旧军阀的争斗，蒋介石还能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一争长短。但事情真正的发展到战略层面的决定来左右时，蒋介石只想守着“钱袋子”的思想，显然太落后了。
蒋介石任人唯亲，对嫡系部队和杂牌军完全是两个态度。只要是忠诚他，或者是他信任的人，哪怕如汤恩伯和刘峙这样的人，也照样能当高官。不是自己的人做错了事情，立刻就要背黑锅，自己的人做错事情，马上就会徇私照顾。
蒋介石想以江浙财阀的支持为根基，逐一抢占各个军阀的地盘，原本应该是全国统一的作战思想，到蒋介石这里却成了争抢地盘。原本就是因为蒋介石兵力威胁而妥协的军阀们，总会在关键时刻给蒋介石使绊子，这就是他的军阀思想导致的后果，根本无法服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讨论11个候选城市名单时，南京在首轮就被“淘汰出局”，理由是距离老百姓太远。最终，政协定都北京，政治中心迁向了北方，对整个国家的稳定明显更加有利，这才是没有“私心”的正确决定。
此时，距离蒋介石坚持要还都南京的时间，也不仅仅过去3年时间而已。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目光实在是短浅，看问题永远是舍大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