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咱们得聊聊1935年的二渡赤水。那时候，红军要打娄山关。娄山关是什么地方？黔北第一险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守关的是黔军刘鹤鸣部，这帮人虽然是地方军阀，但占据地利，易守难攻，我军伤亡极大。
这时候，时任红三军团12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坐不住了。他这人脾气火爆，打仗不要命。他直接找上级请战：“参谋不光能动笔，也能动刀！”
他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猜多少人？算上他，一共六个人。一个通信员小谭，加上四个司号员。这哪是打仗啊，这简直是去拼命。
孔宪权带着这五个人，猫着腰沿着公路的一侧潜行。那时候的战场，到处是硝烟，人的嗓子眼儿里全是火药味。孔宪权手里拎着一把十响“连珠匣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盒子炮。
冲到敌前沿时，敌人正像潮水一样往上涌。孔宪权眼都红了，二话不说，扣动扳机，“啪啪啪”一阵连射。这时候，什么战术、什么走位都成了虚的，拼的就是谁骨头更硬。
就在激战中，一颗子弹钻进了孔宪权的右腿胯骨。
很多人问，中弹了是什么感觉？孔宪权后来回忆说，当时根本感觉不到疼，只觉得腿猛地一麻，像是被谁重重踢了一脚，整个人重心一歪，直接栽倒在水沟里。鲜血顺着裤管往外冒，瞬间把泥地染红了。
通信员小谭疯了一样冲过来，把他往掩体后面拽。这时候，敌人已经围上来了。孔宪权强忍着剧痛，趴在地上继续射击。子弹打光了，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关键时刻，营长邓克明带人杀到了，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孔宪权被抬下战场的时候，整个人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
那时候的医疗条件，说句实在话，能活下来全靠命。他被送到南溪口的战地卫生所。医生检查完摇了摇头：整个胯骨都被打碎了。
没有麻药，没有高端器械，为了止痛，医生只能给他喂点吗啡水。这种痛，真不是一般人能挺住的。后来他被转到了老城的天主堂临时医院，也就是在这里，他遇上了一个“重量级”的病友——胡耀邦。
孔宪权因为疼得受不了，晚上睡觉经常大喊“杀啊！冲啊！”震得整个病房嗡嗡响。同屋的胡耀邦被他吵得彻夜难眠，两人就这么成了“生死交情”。
长征还在继续，红军要在大踏步移动中甩掉敌人。按当时的规定，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用担架抬着走，孔宪权只是营级，伤得又重，带着他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组织上决定，把他留在当地养伤。
临行前，战友们把他送到了一个地主家。为了护住他的命，战士们演了一出戏。他们掏出一个弄坏的相机，对着那个地主“咔嚓咔嚓”假装拍照，唬住地主说：“我们已经把你照下来了，要是这名伤员出事，我们回来灭了你家！”
同时，组织上还给他留下了300块大洋。
孔宪权在这个地主家躲了整整20个月。这20个月，他受尽了白眼和委屈，但他有个信念：我是红军，我得活下去找大部队。
等到伤好得差不多了，他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钱花光了，部队也早走远了。他回不去湖南老家，也没法公开身份，只能在当地当起了一个泥瓦匠。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从曾经的营级作战参谋，到默默无闻的乡间手艺人，这落差多大？他每天抹墙、砌砖，谁能想到这个满手老茧、低头干活的老汉，当年曾在娄山关前指挥过千军万马？
但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身份。1949年，贵州解放了。孔宪权在广播里、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杨勇、苏振华、黄克诚……
这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都成了开国将领。
他犹豫过。自己现在只是个跛脚的泥瓦匠，战友们还认他吗？会不会觉得自己是来讨赏的？但他想，我得证明我没变，我还是那个红军战士。
于是，他给杨勇写了那封信。
杨勇并没有因为他是“落伍兵”而轻视他。相反，杨勇看完信，立马派人去核实。当得知孔宪权确实在乡下干了十几年泥瓦匠，且从未向特务告密、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时，杨勇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流血流汗不流泪，能上能下不低头！”
杨勇不仅帮他安排了工作，还特意致电当地政府，不仅补发了津贴，还让他去担任枫香区区长。
更感人的是后来的事。孔宪权后来恢复了党籍，这对他来说，比当官重要得多。1954年，他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
这个安排太绝了。
一个曾血战娄山关、亲历那段历史的人，守着纪念馆，给后来的年轻人讲故事。他讲的不是书本上的死文字，是他身上那块碎掉的胯骨，是他手里那把盒子炮，是他当泥瓦匠时磨出的厚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