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广昌失守后紧急组建军委干部团，陈赓被任命为团长，这样安排是否大材小用呢？
1934年11月初，瑞金通往广昌的山道一夜之间冷清了下来，红军各级指挥员最先感到的不是冬意，而是干部缺口越来越大的压力。三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央苏区被第四次“围剿”挤压到不到原来一半，前线连长、排长的阵亡速度远快于补充速度，培训体系成了能否走出困局的生命线。
此前负责教学的红军大学、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还在江西原地授课，战术课堂每日开讲，课桌边却不断有人被抽调上前线。损失数字一天天攀升，中革军委决定干脆把“课堂”直接推到行军路上——恢复学校建制，同时把最成熟的学员和教员合编为一支灵活机动的“军委干部团”，随主力行动，随时补位，随时战斗。

陈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过了团长命令。黄埔一期出身又历经百色、湘鄂赣数场硬仗的他，本是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论资历足以带一个师。有人悄声议论：“堂堂大校长去带团，合适吗？”陈赓一句“战场不分大小，我只问能否顶得住”堵住了闲言。他身边的政委宋任穷、参谋肖劲光、四营营长韦国清都是未来的统帅之才。算起来，这支千余人的队伍，连排职的学员最多，营长一级大都做过师长，表面是团，骨子里却是把各路精英捆在一根绳上。

12月末，干部团离开瑞金，踏上西行。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遭遇川军郭勋祺部合围。主力右翼被压在赤水河滩，火力凶猛，伤亡持续攀升。黄昏时分，干部团掩着山脊赶到，火光里辨不清面孔，只见密集冲锋线像刀子般劈开侧翼。郭勋祺被迫后撤，红军摆脱纠缠，得以向北机动。土城一战，干部团露了锋芒，也让“行动课堂”初见成效。
遵义会议结束后，部队折向北渡乌江，紧接着又突然南返。4月的老鸦山成了新的试金石。守山的张宗逊部顶了一天，伤重失守；敌第59师抢占高地，大炮把山林打得尘土翻滚。陈赓命丁秋生率一营急行军，硬是在山路上连续走了130里。深夜突击开始，刺刀闪光，山顶喊声震动谷底。第二天清晨，敌军遗下一片辎重仓皇撤退，红一军团乘机从侧后绕出，把吴奇伟的两个团切成数段。从此，遵义外围再无大规模追堵，中央纵队赢得喘息。

干部团的任务远不止救火。四渡赤水时，团部干脆化整为零，二十多名上过军校的学员被分到各师担任行营参谋；飞夺泸定桥前，他们又在通安州正面强攻，吸引守军火力，为强渡部队争取摆渡船；金沙江北岸缺少熟练工兵，特科营带着爆破器材赶来，沿河七昼夜封堵渡口，为主力挣下宝贵时间。
这支队伍的运行方式透出明显的“学校+机动部”思路：日常是教员与学员，危急时刻变成步兵突击，一旦战事稍缓又拆分补充全军。干部的血性、兵员的技术与学校的制度合为一体，使得漫长行军中断层最小。粗算一下，长征结束时，干部团原有的指挥员与学员近一半已经被编入各纵队，他们在随后西北的防御战里大都成长为军政骨干。

回看1935年5月的大渡河畔，水急浪高，桥板在枪林弹雨下燃烧坠落，仍有年轻的学员踏着铁链冲锋。如果没有几个月前那纸“恢复学校建制”的命令，没有这支流动作战的干部团，红军能否在剧烈机动中保持指挥体系完整，本就难以预料。战争不仅靠兵力，更靠随时能上阵的新血与经验并存的头脑。干部团证明，哪怕资源极度匮乏，只要组织方法得当，精英也能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发挥成倍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