晥南事变后的新《新四军》更强更大看到这份简直惊呆了。
抗战时期的新四军一个军的编制，发展成了7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算下来下辖共计21个旅，简直有一个集团军的实力。


盐城的风，吹过海边盐滩时带着咸味。
一九四一年初，新四军把军部重新安在这里，听上去像是找到了落脚处，真往里看，却不是那么回事。四面有敌伪据点，粮食不宽裕，棉衣也不够，队伍刚从皖南事变的重创里缓过一口气，脚下还是烂泥，头顶还是枪声。可偏偏就在这种局面下，新军部立起来了，七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九万余人，一副大架子摊在华中敌后。

新四军的底子，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厚。
一九三七年，它从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来，南昌整编后只有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一万多人。四年过去，到盐城重建时，番号、干部、部队、根据地，像散落的铁片被重新吸到一起。中央军委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发出重建命令，五天后盐城召开重建大会，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纸上写的是编制，地上跑的是人。
一个军要活下去，不能只靠一支枪一杆旗，还得有村庄肯开门，有渡口肯放船，有人愿意把消息递到黑夜里。

盐阜根据地的百姓不是天生就胆大。
减租减息一推开，许多农民先犯怵。地主的脸色摆在那里，旧账也摆在那里，谁敢轻易站出来？干部下乡，只能慢慢磨。坐在灶膛边，听人讲租子怎么交，债怎么滚，哪一年被逼得卖了粮。选农救会干部时，不识字的人多，就用豆子投票。碗一摆，人背过身，把豆子丢进去。那声音很轻，却把一件大事说透了：根据地不是替百姓做主，而是让百姓自己伸手摸到主意。

干部在旁边看规矩，不能把手伸进碗里。这一点，比说多少漂亮话都硬。
这种硬气，还藏在门板和稻草里。一九三八年，陈毅率部进入江南时就提出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后来“三大纪律十项注意”越讲越细，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买卖要公平，睡过的稻草要捆好。

一九四三年，新四军政治部又把拥政爱民写进具体要求，帮群众耕作、收割，借物送还，失物赔偿。别嫌这些事情小。
老百姓看一支队伍，常常不先看它喊什么口号，而看它吃了饭给不给钱，借了门板还不还，士兵进屋有没有翻箱倒柜。
人心这东西，像屋檐下的水，一滴一滴，久了能凿出印子。
陈毅托子的事，就落在这个印子上。

一九四二年冬，军部驻在阜宁停翅港一带，陈毅和张茜的长子刚出生不久。日伪军准备扫荡，军部随时要转移，路上据点密布，抱着婴儿穿过去，风险太大。陈毅夫妇商量后，把孩子托给射阳开明士绅、县参议会参议长邹鲁山。
邹鲁山接住这个托付，又让长工之妻潘素芹照料。敌情逼近，孩子被悄悄送往安全处；风声稍缓，再接回来。对外只说是自家抱养的娃。潘素芹喂养了近一年，到深秋战事平息，陈毅派人来接，她才晓得怀里这个孩子不是普通东家的孩子。
里面有惊险，也有难处。邹鲁山是士绅，潘素芹是普通妇人，身份不同，日子不同，可在那个关口，他们都把一条小生命护住了。为什么敢？因为他们见过这支部队的做派。不是今天来借粮，明天翻脸；不是嘴上说抗日，手上欺负穷人。

信任不是盖章盖出来的，是一双双泥脚板走出来的，是夜里有人敲门时敢开一道缝出来的。
盐阜的水边，还留着九个年轻女子的影子。

一九四一年二月，刘少奇、陈毅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学生们不只是唱歌、演戏、写文章，也下乡宣传抗日，帮群众夏收。
到了七月，日伪军进攻盐城，鲁艺华中分院二队师生在转移途中遭遇敌人，三十多名师生牺牲。
王海纹、李锐、叶玲等九名女性被堵到河边。退路没了，敌人逼近，她们手挽手投进河水。盐城人后来叫“九女投河”，和东北“八女投江”隔着山河相望，听着都让人心里一紧。

王海纹才十七岁，原本是上海家境不错的姑娘，可以穿旗袍，可以坐在明亮课堂里。可她来到敌后，换上军装，把自己的青春放到最危险的地方。
她未必把所有大道理都说得周全，可她知道不能让侵略者踩着人活，知道有些时候，活着若只剩屈辱，就不如把尊严攥紧。那一跃不是为了让后来人写得好看，是一个少年人在绝境里替自己、替同伴、替脚下这片土地作出的选择。

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已发展到二十一万多人，地方武装九万七千多人，民兵自卫队九十六万多人。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枪支、番号和旅团编制。它还连着粗瓷碗里的豆子，连着被送回原处的门板，连着潘素芹怀里哭过的婴儿，也连着盐阜河水中沉下去的年轻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