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被分配到牧场改造，与一位哑女一起看管了三年，后来我把回城指标让给了她，三个月后她带着一支车队找到了我。

我家的问题从1957年就埋下了根，父亲是大学教授，那年反右运动一来，全国有超过五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父亲也在其中。

从那以后，家里成分一栏多了"右派子女"四个字，这四个字堵死了几乎所有的路。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传遍大街小巷，我主动报了名。倒不是革命热情多高涨，说白了就是想少给父母添麻烦。

解放卡车把我和另外五个知青扔在祁连山脚下的一处国营牧场，那一带海拔三千米以上，冬天气温能跌到零下三四十度，整个冬季全靠收集晒干的牛粪取暖，土坯房的墙缝隔着手指头宽，风一起就往里灌。场长老周领着我穿过一片低矮的土坯房，最后停在一条干涸的河沟边，指着一间土屋说：住这，明天开始看牛。

土屋门口蹲着个姑娘，在搓麻绳，老周喊了她一声，说来了新人。姑娘抬起头，眼睛很亮，随即又低下头继续手里的活。老周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哑的，听得见，说不出，叫沈芷，比你早来一年，你俩一起看牛。

就这样，我和沈芷开始了三年的牧场生活。

两个人之间没有多少言语可言，沈芷能读唇语，这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一开始我们几乎不交流，靠动作和眼神把活分配清楚，赶牛、挤奶、修围栏、收牛粪，日子枯燥得像被切成了同样宽度的片段。

直到有天我在河边打水，看见沈芷蹲在沙地上用树枝写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字的骨架硬朗，一点不像在荒原上晒了一年的牧羊女能写出来的。从那以后，每天傍晚赶牛回圈，我们就在河边沙地上互相写字说话，沈芷会的诗比我多，写的字也比我好看得多。

1968年至1980年间，全国累计有一千六百多万知青下乡，回城指标一直是最稀缺的东西，分到各个牧场的数量少得可怜，谁能轮上全靠表现和运气。1973年牧场接到通知，第二批回城名额下来，只有两个。老周按表现打算报我的名，把我叫进办公室通知。我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开口说：把名额让给沈芷。

老周的烟袋差点掉在地上，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知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指标谁也说不准，让出去你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说知道，沈芷比我更需要。老周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把名字改了。

沈芷走的那天是个晴天，牧场的人都来送行，沈芷背着那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军用背包上了卡车，靠着车厢板坐下来，眼睛始终看着我，直到卡车拐过土路那个弯消失在尘土里。

此后三个月，日子变得很漫长。我继续赶牛、挤奶、修围栏，牧场偶尔来几封信，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就在我开始觉得也许老周说得对、这一批走了就真的没有下一批的时候，有天下午我正在河边给牛饮水，地平线上扬起一大片尘土。

不是羊群，不是牛群——是车队。整整七辆军用解放卡车，浩浩荡荡开过来，停在牧场大门口。第一辆车驾驶室的门开了，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跳下来，步子又大又快，直接朝我走过来。

"你是陆沉？"他伸出手，"我是沈芷的哥哥，沈正。沈芷让我来接你。"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缰绳都忘了松。第二辆车的车门也开了，沈芷换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衣裳，站在车边，隔着十几步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眼睛里有光，和三个月前坐着卡车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