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两个孩子的美国作家李翊云荣获普利策奖，此事引发外界热议。网友认为，她即便得了奖，虚名有了，孩子却没了，这奖也没什么用。
李翊云的家庭悲剧，反映出亚裔二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在美国的确是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对此，项立刚先生刚发文，题为【先做人，后文学】。文章中提到，关于李翊云获普利策奖一事，他说了几句，却见很多人试图解释，这些人的冷漠与无耻让他深感震惊。
他指出，一个家庭里未成年孩子相继自杀，说明这个家庭存在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在于父母，尤其是母亲。
他质问道，这责任还能推脱吗？把孩子自杀归结为基因问题，家里有自杀基因吗？上一代有人自杀吗？自己自杀了吗？为何孩子都自杀了？
他还说，孩子离世，她毫无忏悔与悲痛之情，死一个孩子就写一本书，仿佛孩子自杀与自己无关，都是别人或基因的问题。
他表示，她将此事扯到文学上，这种冷酷与无耻竟被美化成理性、冷静。难道因为是文学，一个人的扭曲与变态就能合法化、被美化吗？
文章最后指出，日子都过不好，文学又有何价值？
项老师说得很对。文学绝非冷漠的遮羞布，更不是消解人性良知、洗白伦理失范的工具。李翊云斩获普利策奖引发争议，关键不在于文学技法高低，而在于做人的底线，应永远排在文学成就之前。
李翊云出生于北京的高知家庭，父亲是核物理学家，母亲是教师。这样的家庭，本应让她拥有幸福童年，可母亲极强的控制欲，使她童年十分不幸。用她自己的话说，此后岁月她都活在童年痛苦的阴影中。正因如此，她毅然赴美留学，此后再未回国。很多人说她终于摆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那个让她痛苦一生的家。
李翊云自幼身处压抑冷漠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充满紧绷与疏离感。她本想避免上一辈的教育缺陷，却在养育孩子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冷漠理性。她任由孩子沉浸于哲学与生死思辨，却从不关心孩子脆弱的情绪。
她一心追求文学造诣与学术地位，却忽略了孩子最需要的陪伴与温情。
家庭接连发生未成年孩子轻生的悲剧，这本是世间最令人痛心之事，为人父母首先应忏悔、自省，怀有刻骨的悲痛。可她对子女离世毫无愧疚反思，不审视家庭教育与亲情陪伴的缺失，却将责任推给所谓的“基因”，回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这无疑是一种极致的冷漠。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她把至亲离世当作创作素材，离世一个孩子就写一本书，将人间惨剧变成文字筹码。把亲情崩塌、孩子陨落，当作自己获取文学奖项的垫脚石，这份疏离与凉薄，早已突破了为人的基本伦理。
更荒唐的是，有人刻意美化这种行为，将无情说成理性，把冷漠包装成冷静，以“文学创作”之名，纵容人性扭曲与价值观偏差。要知道，文学的底色是悲悯、温度与人间正道，而非脱离现实、抛弃良知的自我宣泄，更不是为自私凉薄披上的华丽外衣。
连最基本的人伦亲情都无法坚守，连为人父母的责任都不愿承担，日子过得混乱，人性缺乏温度，即便文字再华丽，文学奖项再多，也毫无真正的价值。文学可以深刻剖析、冷峻书写，但绝不能凌驾于生命敬畏与人伦底线之上；立身不正，文字再美，终究是无根之木、无魂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