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这事太暖心！邓颖超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结束后，主动开口讨要新作诗词想拜读，毛主席当场没回应，却默默把这件小事牢牢记在了心里。

要说毛泽东为何会把邓颖超这个小请求放在心上，还得从两人几十年积下来的交情说起。1919年，邓颖超年仅十五岁，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在天津拉起了女界爱国同志会，不久又加入了周恩来主导创立的觉悟社。

觉悟社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规矩：社员对外一律不用真名，靠抓阄决定各自代号。周恩来抓到了"5"，代名"伍豪"；邓颖超抓到了"1"，代名"逸豪"。"伍豪"这个名字后来跟了周恩来很多年，成为从事地下工作时最常用的化名。

代号定好没多久，这批年轻人就迎来了一场真刀真枪的考验。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带领数千名天津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当场被捕入狱，在里头一关将近半年。

邓颖超在外奔走，联络各方声援，始终撑着对外联络工作没有散。周恩来出狱后不久便赴法国勤工俭学，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路。这段共患难的经历，是觉悟社这批人之间不同寻常的情谊的起点，也是日后毛泽东与邓颖超相互信任的最初根源之一。

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和邓颖超同以中共党员身份进入国民党中央，两人便已有过共事的经历，彼此都不陌生。但真正让毛泽东对邓颖超另眼相看的，是1949年那趟上海差事。

那年六月，新政协筹备会刚结束，中央决定派邓颖超专程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参与筹建中央人民政府。这趟差事分量极重，走错一步就可能砸锅。

毛泽东和周恩来各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邓颖超带去。到了上海，邓颖超没有贸然登门，而是先托廖梦醒探路——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与宋庆龄渊源深厚，由她打头最为妥当。

果然，宋庆龄的第一反应是婉拒。孙中山当年正是在北平病逝，北平在宋庆龄心里是一道最深的伤，提起北上便面露难色。邓颖超看出这件事急不来，干脆在上海住下来，前后逗留了整整两个多月，与中央之间的往来电报密密麻麻。

邓颖超的策略是慢慢来，从不强求，一点一点打动宋庆龄。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终于乘上了北上的专列。列车驶入北平站，毛泽东亲自进入车厢相迎。宋庆龄见到周恩来，笑着说了句："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

让1965年那个夏天的小插曲显得格外有意味。那年五月，毛泽东时隔38年重上井冈山，在茨坪宾馆三所住了整整七晚，其间写下了两首词。

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写重回故地的感怀；另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矛头直指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措词犀利，毫不留情。两首词写好后，毛泽东改了一遍又一遍，始终觉得还不到火候，没有轻易拿给人看。

正在这时，邓颖超在一次陪同会见外宾结束后开了口，说想拜读毛主席新写的词。毛泽东当时没有作声，话就这么过去了。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这话，毛泽东大概是认真对待的。词改不到心里满意，是绝不肯轻易示人的。那么邓颖超的这个请求，毛泽东究竟有没有记在心上？

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提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开头第一句便是："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