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刘琦对丈夫刘三海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刘琦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刘琦1965年下乡时才20岁，比知青运动的高峰早了整整三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此后数年间，全国约1600万至17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遍及各省区。刘琦只是这个庞大数字里的一个。

刘琦去的地方叫红柳圪旦。农村的土路、茅草房、粗粝的日子和城市天差地别。刘琦扛着锄头干完一天活，晚上躺在木板床上，跟自己说，熬一段时间，等能回城就好了。然而这条路一堵就是十二年。

家里来信告诉刘琦，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返城名额根本轮不到她。那个年代，个人档案里记录着父母的阶级成分，凡出身地主、富农或右派家庭的，在就业、升学、知青返城名额分配上均受到政策限制。刘琦在村头广播室看着一批批知青离开，名单里就是没有她的名字。

1979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地主富农子女的成分一律定为普通公民，成分制度逐步走向废除。但那时刘琦已经34岁，嫁给刘三海两年，有了第一个孩子。窗口关上的时机，比刘琦意识到的早了许多。

刘三海当初对刘琦是真好的。村里分饭时悄悄把干粮留给刘琦，干重活时主动搭把手。1977年婚礼办得简单热闹，村里人端鸡端酒，刘三海觉得有了陪伴，日子稳了。

第一个孩子出生，是女儿，刘三海的脸当场就冷了。第二个还是女儿，刘三海走到门外抽了好几支烟，回来便说刘琦"不中用"，冷言冷语越来越多。

1980年国家修订婚姻法，新增"感情确已破裂"可判决离婚的条款，法律上给了困境婚姻一条出路。但对于已有两个女儿、没有工作、完全依附农村生活的刘琦而言，离婚之后孩子如何安置、自己靠什么过活，同样是无解的难题。

刘三海后来从亲戚家抱来一个男孩，把全部关注放在那个孩子身上，家里的农活和女儿全压在刘琦一人身上。夜里刘琦常坐着发呆，三个孩子围着刘琦，刘琦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比今天好一点。

大年三十那晚，刘三海借口喝酒出了门，把年夜甩给妻子和孩子。刘琦在冷屋里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最后在桌上留了张便条，走出了家门。

便条里，刘琦留下了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