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周总理安排陈再道任大军区副司令，现任司令感慨：他曾是我老上级！
1971年春天，京西宾馆里灯火通明，军队干部“回炉”讨论持续到凌晨。会上摆出的厚厚一叠名单里，陈再道这个名字不算醒目，却让几位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迅速圈了红笔：此人先在鄂豫皖长大的放牛娃，打过红军、八路、解放战争，建国后带兵守过中原、镇过武汉，如今却在江西一隅的锦江农场种甘蔗。怎样把他请回来，成了那晚必须给出的答案。
当年在红四方面军，陈再道凭一把驳壳枪硬是护出过电台，刘伯承评他“急智”。长征路上，他带着不到两百号人断后，与雪山、饥寒较劲，仍保持建制。“那娃子命硬，也靠得住。”这句老话，从鄂豫皖传到延安，再传进1950年代的中南海。1952年，毛泽东去开封巡视黄河南岸防洪工程，随行人员紧张地找住处，主席抬头看了看简易平房：“就住陈再道那里吧，他的被子干净。”一句轻描淡写，却把信任摆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三年后，武汉长江涨水。毛泽东第三次乘汽艇下水，巡江结束后在船尾与陈再道聊起家乡菜。主席随手抓起一只苹果，连皮咬下一口：“老陈，你们中原人是不是也这样吃？”两人哈哈一笑。那天还有位外国贵宾——蒙哥马利元帅。介绍时，毛泽东拍了拍陈再道肩膀：“中国长江边上的司令，见见咱老朋友。”对方点头致意。外宾未必懂此举分量，军中却明白，这是最高规格的背书。
然而，世界风向说变就变。1967年武汉的“七二〇”风波掀起狂躁，街头标语一夜间把陈再道从“保卫者”写成“黑手”。周恩来临危受命，南下坐镇。为了避开闹事人群，指挥机半途调向距市区60公里的山坡军用机场。飞机刚停，周恩来边走边问：“陈再道在哪？”得到“已被隔离审查”的答复，总理停步三秒，只说一句：“留人总比留话重要。”当晚，他把此事报给中央，文件中没有多余修饰，却留下极慎重的两句：其人有功，其心可信。

隔离之后的陈再道，被送往江西农垦区。每天拔杂草、扛木桩，劳累中也不忘记录天气与作物情况。工友好奇：“你真当自己是场长？”他摇头笑笑：“习惯了记作战日记，改不了。”两年后，一辆吉普车直接驶到农场。车门一开，福州军区干部钟汉华下车，“中央让我们去体检。”陈再道拄着锄头，一时没听懂。直到对方把介绍信递到他手里，他才明白风向有变。
福州总医院的大楼还在赶工，临时病房空荡荡。医生说他肺部需要观察一个月。就在住院期间，北京电话打到病区——总理要给福州军区增设副司令员，征求意见。军区几位主官面面相觑，一位老将婉拒：“他毕竟是我的老上级，坐在下首怕不好办。”远在闽东前线的韩先楚听闻此事，当即回电：“部队最缺能带兵的，陈再道来，我欢迎。”问题迎刃而解。

1972年7月，福州。午后闷热，海风带着盐味。韩先楚拄着手杖，笑着迎到招待所门口。“老陈，身体行不行？”“走几步喘口气，还能扛。”一句寒暄，揭开新的篇章。按照分工，陈再道主管后勤、空军、海军，成天穿梭前沿工事。文职参谋悄悄计时，发现这位副司令一年有两百多天在沿海点验哨所。士兵逢人就说：“老陈来了，最先问伙食。”这股接地气的劲头，让不少年轻军官回去翻书：原来他真是当年红军的排头兵。
1975年，中央军委增设顾问，陈再道位列其中。消息传到家乡，乡亲们在祠堂贴了大红喜字，却没想到人还会再换岗。1977年9月，罗瑞卿电话通知：“老陈，准备一下，你去铁道兵。”那一年他68岁，多数同龄人已赋闲在家，他却提着地图直奔西南山区。铁道兵正在啃硬骨头——黔桂线、湘黔线、川黔线，哪里险峻就往哪里钻。一次工地检查，他看着工兵们裹着湿被子睡山洞，只说了四个字：“要啥给啥。”随后向总后勤部要来了大批雨衣、药品和柴油机，把山间泥水沟变成了排水渠。

铁道兵的传统讲求“兵在工地阵地在”，纪律不弱于作战部队，这与陈再道多年指挥经验不谋而合。他坚持“白天打夯，晚上上课”，技术训练一刻不荒废。五年间，数千公里新线贯通大山，他却从不肯在剪彩台上多站一分钟。有人问他最怕什么，他答：“怕耽误工期。”一句略带河南口音的话，被工兵们当作口号写在工棚门口。
回望这段履历，可以看到中央对将领的安排秉持一个底线：功过要分，能力最要紧。军旅沙场得来的指挥经验，依然能在基建前线发挥作用；政治漩涡让人受挫，信任链条却未彻底断裂。陈再道的名字并非最耀眼，却在多次转折中印证了那场深夜会议的结论——一位经历大浪淘沙仍能贡献的人，值得把他重新摆在适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