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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在档案馆封藏了66年的战地照片,2010年随着《国家记忆》一书出版传回国内,

一张在档案馆封藏了66年的战地照片,2010年随着《国家记忆》一书出版传回国内,瞬间火遍大江南北。照片里的少年只有13岁,穿着不合身的厚棉衣,身上挂着两个水壶、一个干粮袋,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还竖起了大拇指。无数人被这个稚嫩却坚定的眼神打动,却没人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活过那场战争。直到2014年,83岁的陈友礼老人看到这张照片,积攒了70年的情绪瞬间决堤,他颤抖着伸出手指,指着照片上的少年说:“这就是13岁的我啊!”

陈友礼1931年出生在贵州赫章的一个贫苦农家,1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长大。11岁那年,家乡遭遇旱灾,颗粒无收,爷爷奶奶相继饿死,他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他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路往南走,饿了就挖野菜吃,渴了就喝路边的生水,好几次差点饿死在半路。走到云南的时候,他遇到了中国远征军第5军200师的一名马夫,马夫看他可怜,就收留了他,让他帮忙放马。

部队的连长陆春凤注意到了这个瘦小的孩子。陆春凤是黄埔军校16期的毕业生,心地善良。他看陈友礼手脚麻利、懂事听话,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当勤务兵,还给他配发了一把卡宾枪。那时候陈友礼个子太矮,枪立起来比他还高。陆春凤行军时经常让他骑自己的马,一有空就教他读书写字,还跟他说,等把鬼子打跑了,就带他去湖南上学。

1944年11月,部队刚打完龙陵战役,在当地休整。一天下午,两个美国战地记者来到连队采访,一眼就看到了队伍里最小的陈友礼。他们征得连长同意后,在路边的三岔路口给陈友礼拍了这张照片。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他身上挂着两个水壶,一个自己装水用,一个替连长装盐和辣椒。头上戴了两层军帽,因为新发的军帽太大,容易掉。脖子上挂的布袋子里,装着他仅有的干粮——两个硬邦邦的馒头。拍完照,美国记者还给了他两块饼干,他舍不得自己吃,偷偷分给了身边的战友。

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有人给自己拍了照,也不知道这张照片会被送到美国,封藏在档案馆里几十年。拍完照没多久,他就跟着部队参加了松山战役。那是他经历过最惨烈的战斗。日军在松山修建了密密麻麻的钢筋地堡,易守难攻。他冒着炮火给前线送弹药,亲眼看到很多战友冲上去,就再也没回来。有的战友被日军的机枪扫中,倒在血泊里;有的战友和日军拼刺刀,同归于尽。他说,那时候没人怕死,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鬼子赶出去,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

抗战胜利后,陈友礼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后来还作为第一批志愿军入朝作战。1955年,他转业回到贵州老家,成了一名普通农民。他一辈子默默无闻,从来没跟邻居、甚至没跟自己的孩子说过当年的抗战经历。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2013年,贵阳的志愿者在当地举办老兵关怀活动。82岁的陈友礼路过活动现场,犹豫了很久,才走上前小声说了一句:“我也打过鬼子。”志愿者们立刻重视起来,开始核实他的身份。2014年,一名志愿者带着那张流传很广的娃娃兵照片来看他。老人只看了一眼,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指着照片上的细节,一一说给志愿者听,每一个细节都分毫不差。后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确认照片上的少年就是陈友礼。

2016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86岁的陈友礼重返滇西。他来到腾冲国殇墓园,第一次看到了以自己为原型的雕塑。老人坐在雕塑旁边,久久没有说话,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慢慢流下来。他在墓碑前祭拜了牺牲的战友,嘴里念叨着:“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我们胜利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如今,陈友礼老人和儿子住在贵阳,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挂着那张放大的娃娃兵照片。他每天早睡早起,身体还很硬朗。有人问他当年那么小就上战场,害怕吗。老人摇摇头说,不怕。国难当头,我们不上谁上。能活下来看到现在的好日子,已经很知足了。

这张照片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抗战娃娃兵的缩影。当年有无数像陈友礼一样的孩子,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却扛起了枪,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民族的希望。他们中的很多人永远留在了战场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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