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特务去小学抓地下党员杨文海，谁知刚到校门口，恰巧就碰到杨文海，特务赶紧拦住他，问："你认识侯振齐吗？"

杨文海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用的化名是"侯振斋"，但特务开口说的是"侯振齐"。一字之差，藏着多少风险，只有杨文海自己清楚。

要说杨文海怎么走到这一步，还得从1937年春天讲起。那一年，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校长贺自正向全国广招教师，杨文海与进步教师薛云亭一同从山西太原被聘至银川，杨文海担任教务主任。

外人看来，不过是个普通教书人。但杨文海早年在山西就参加过反帝大同盟，有过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底子，只是当地组织后来遭到破坏，与党暂时失去了联系。此番来到宁夏，算是重新找到了可以做事的地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消息传到银川，杨文海与薛云亭、涂春林等人坐不住了。7月8日，几人组织实验小学全体师生走上银川街头，散传单、喊口号，这在马鸿逵严密管控的地盘上，是相当大胆的举动。

此后，杨文海还在校内悄悄传阅《全民抗战》《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课堂上讲抗日形势、讲民族危亡，学生们听得很认真。那段日子，整个实验小学的气氛都在悄悄变化。

同年秋天，新安旅行团来宁夏做抗日巡演，一群孩子一路走一路唱，沿途百姓围着看，有人当场红了眼眶。杨文海也站在人群里，心里触动了。

这一幕让杨文海下定了决心，要在学生里建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于是，杨文海与薛云亭、孙芳山、涂春林等人秘密商量，在高年级学生中发展团员，制定团章、团歌和纪律守则，起草了《宣言》和《告西北同胞书》，宗旨是"爱护中华，赶走强盗"，口号是"火线就是战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组织有了，但没有合法身份，活动处处受限。杨文海等人便带着团员多次去找马鸿逵当局请愿，说辞用的是"为宁夏政府和百姓争光"。

这话马鸿逵不好拒绝，最终松了口，同意成立，但名字改成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活动范围限定在宁夏境内。1938年1月，"少战团"正式宣告成立，成员从最初几十人，逐渐扩展到两百余人，平均年龄十四五岁。

就在这前后，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以"杨学文"为化名，进入实验小学担任庶务主任。李仰南与杨文海以山西同乡关系为由走近，通过借阅《新华日报》《解放》等报刊、讨论时局，在日常来往中慢慢考察杨文海。

1938年初，李仰南代表党组织，将杨文海、薛云亭及校长高立天三人先后发展入党，"少战团"就此纳入中共宁夏工委的直接领导。

入党之后，杨文海的行动更为主动。1938年春夏，杨文海带着团员多次奔赴平罗、贺兰金贵乡等地，到农村学校演出抗日剧目，教唱歌曲，开辦培训班，足迹遍及银川周边。正是这些大张旗鼓的宣传，引起了马鸿逵当局的高度警觉。

"铁肩担道义"，肩上担的东西越重，处境便越危险。1938年下半年，马鸿逵开始公开转向反共，银川一带的地下党员遭到大规模搜捕，杨文海被列为重点抓捕目标，名列特务的必杀名单。

10月的一个上午，杨文海带着团员从金贵乡培训返回，风尘仆仆地赶到实验小学门口，迎面便是几名荷枪实弹的特务。双方几乎同时停住脚。

特务此行来的目的明确，就是要抓化名"侯振斋"的杨文海。然而这几人从未见过杨文海本人，情报残缺，甚至连"斋"字都搞不清楚，张口问的是"侯振齐"。

杨文海听到"侯振齐"三字，心里迅速过了一遍：对方认不出自己，字还念错了，说明来路粗糙、情报不足。

杨文海没有躲闪，反而表情从容，轻描淡写地笑了笑，答道："认识啊，他就在学校里头。"说完，随手朝学校里某个方向指了指，那神情，像是在给人指路。

几名特务信了，撇下杨文海，一窝蜂冲进了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