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先念邀请新四军曾叛变的郭仁泰共进晚餐，郭仁泰却当面举报称有重要事情要说！
1949年春，中原大地气温回升，但县城之外的山岭仍然枪声此起彼伏。国民党残部、土匪武装与绕不开的逃兵混杂在一起，剿匪比追击正规军更费神，一张张身份成了摆在中原军区案头的难题。郭仁泰的名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出现。
他最初被记录下来，还要追溯到1937年。那年鄂西乡间闹饥荒，他拉起二十来号人截道过活，被地方保安团逮进牢房。陶铸到鄂东发动抗日时恰好路过，看中了这股人马的身手，用一纸担保把郭仁泰保了出来。短短数月，这支小队换上新四军臂章，却很快跟随郭仁泰投了日伪——理由并不高深：粮饷来得快，枪支也管得松。

1940年初冬，日军扫荡鄂西，郭仁泰的伪部损失惨重。他见形势不妙，托人给陶铸递信，表达愿意“回头抗日”。陶铸没有拒绝，只让学生蔡松云带一封回信：“进山谈，条件照纪律办。”一句话既给台阶，也划红线。回归后，郭仁泰被安排为第六团团长，政委郑绍文奉命把原先带来的两百余人分散插入各连，连炊事班都混编，土匪味一扫而空。

整顿结束不过半年，这支团的旗帜又换了颜色。新四军在鄂豫皖推行队列、军容、供给“三统一”，郭仁泰却不肯把缴获上交。郑绍文多次谈话无果，最终只留住士兵，留不住团长。郭仁泰再次带着亲信潜入日伪据点，头顶成了“伪鄂西保安副司令”这顶帽子。有人说他是逐利，也有人说他怕被清算，真相或许介于两者之间。
日本宣布投降后，光复的城市需要秩序，国民党忙于整编，却拿不出足够经费安置伪军。1945年至1948年这三年间，郭仁泰混在国民党系统里，赏银比过去少得多，前线又连连失利，日子越过越薄。他开始琢磨第三条路。1949年元旦前后，郭仁泰托旧识给中原军区送话，称手里还有山地火力点分布图，愿意“共襄大局”。

李先念当时在应城县指挥清剿行动，没有急着答应，而是让参谋处先把地图与现有情报核对。确认位置大体吻合后，5月一场小范围家常饭局被安排在县署后院。桌上菜色普通，酒也只是小曲烧刀子。李先念举杯寒暄一句：“旧事不提，山里还有多少火口？”郭仁泰欠身回话，声音很低，“李春山那股人马只剩五十余号，大部分隐在西北角杏花沟。”不到三十个字，把情报与态度一并递出。
有意思的是，李先念当晚什么承诺也没给，只让警卫把客人送到城外。从军纪角度说，这是试用期的开始而非结束。两周后，中原军区突击杏花沟，李春山的枪声没响几下便沉寂。战报呈上去，印证了郭仁泰供述的准确。随后的编遣会议上，他被编入地方武装整训队，只给一个顾问名衔，没有实权，却配发粮饷，算是留了活路。

在那之后，应城县周边的匪患迅速萎缩，原先依附伪保安系统的零散火力点陆续报到登记。情报换取生存的做法并不罕见，但像郭仁泰这样在十二年间三度易帜、仍能被纳入甄别名单的个例，成为军史档案里特别的注脚。 到1950年春，中原剿匪总指挥部总结经验时提到：凡前伪团、营、连级骨干来归，若能提供实地火口或武器来源线索，经核实准确，可先行收容，再定去留。文件未点名，却能看出郭仁泰事件的投射。最终，他的结局并没有写成传奇，唯一能确知的是：那年夏天，他随整训队留守重灾区，负责处置缴获枪械，山岭终于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