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林生于1922年，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人，1942年春天，侵华日军闯入尹玉林家中，把她和姐姐一同抓走。此后，姐妹俩承受日军性暴力侵犯持续1年多，直至都染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才被放了回来。20世纪50年代初，从阳曲县来盂县的杨某娶了尹玉林。1960年，因为闹饥荒，尹玉林和丈夫带着孩子落脚阳曲县郑家寨村。

1942年的春天，盂县的山坳里还飘着残雪，日军佐藤队长带着兵踹开尹玉林家的木门时，她刚给爹娘端上热腾腾的玉米糊糊。19岁的她和姐姐尹春林，被日军像拖牲口一样拽出门，刺刀就顶在后背，爹娘跪在地上哭着磕头，日军一脚就把父亲踹翻在地，姐姐的哭喊被枪托砸断在喉咙里。那一天，姐妹俩当着父母的面，被日军轮番凌辱，随后被拖进河东炮台，从此坠入了整整一年多的地狱。

炮楼里的日子，是刻在骨头上的疼。白天被日军逼着洗衣做饭，晚上就被拉进小黑屋，多的时候一天要应付二十多个鬼子，少的时候也有七八个。她试过逃跑，刚跑出炮台不远就被抓了回来，日军用皮带抽得她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再跑就挑断你的脚筋”的威胁，像毒蛇一样缠了她一辈子。姐姐比她更惨，被折磨得精神恍惚，常常抱着膝盖缩在墙角，嘴里反复念着“娘，救我”。姐妹俩的下身很快就溃烂流脓，走路都得叉着腿，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日军见她们病得实在没用了，才像扔垃圾一样把她们丢回了家。

回家后，尹玉林不敢看爹娘的眼睛，更不敢提炮楼里的事。她和姐姐都失去了生育能力，姐姐后来精神彻底崩溃，三十多岁就含恨而终，临死前还抓着她的手，说“妹妹，鬼子还没走”。尹玉林的身体稍好后，经人介绍嫁给了从阳曲来的杨某，这个老实的男人没问她的过去，只知道她身子弱，家里的重活从不让她沾手。她把所有的伤痛都藏在心里，连丈夫都没敢告诉，只是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喊着“别抓我”。

1960年闹饥荒，地里颗粒无收，尹玉林跟着丈夫带着孩子逃到阳曲县郑家寨村。日子过得紧巴巴，她却觉得踏实，只要能远离盂县的炮楼，远离那些可怕的记忆，再苦都值。可日军留下的病根，从来没放过她。她常年腹痛，下身的炎症反复发作，没钱看病，就只能用艾草熏、用盐水洗，疼得厉害时，就咬着被子角硬扛。她看着村里的女人抱着孩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她多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可身体早就被日军毁了，这个念想，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

1992年，乡村教师张双兵找到郑家寨村，挨家挨户打听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情况。当张双兵说出“慰安妇”三个字时，尹玉林的身体猛地一震，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她沉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张双兵的手，把炮楼里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要告他们，我要让日本人给我道歉” 。这一年，她已经70岁，本该安享晚年，却选择撕开自己的伤疤，站到世人面前。

她成了首批起诉日本政府的受害者之一，和其他15位盂县老人一起，委托日本律师在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赔偿 。1996年，她拖着病弱的身躯，在张双兵的陪同下远赴东京出庭作证。法庭上，她用颤抖的声音讲述自己和姐姐被抓、被折磨的经历，说到姐姐的惨死，她哭得几乎晕厥，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可日本法院却一次次让她失望，先是以“诉讼时效已过”驳回，后来又以“个人无权起诉国家”为由拒绝赔偿，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依旧是冰冷的“驳回” 。

那些年，她每年都会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给日本政府写信，一封又一封，寄出的是希望，收到的却是石沉大海的沉默。2010年，她给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写信，字里行间满是哀求，“我老了，没多少日子了，只求一句道歉，让我闭眼”，可这封信，最终还是没有回音 。她的儿子杨贵荣说，母亲晚年常常坐在院子里，望着盂县的方向，嘴里念叨着“姐姐，我对不起你，没替你讨回公道” 。

2012年10月1日，尹玉林被诊断出肺积水，一病不起。躺在病床上，她还拉着儿子的手，反复说“我要等日本政府的道歉” 。10月6日下午5点，90岁的尹玉林在睡梦中离世，她到死都没听到那声迟来的道歉，没看到加害者为罪行负责 。她的葬礼上，村民们自发赶来，有人哭着说“尹大妈这辈子太苦了”，有人举着写有“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挽联，寒风里，那些字格外刺眼 。

尹玉林的故事，不是孤例。盂县16位起诉日本政府的受害者，无一例外都在失望中离世，没有一个人得到过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和赔偿 。日本政府一边默认日军暴行的事实，一边用各种荒唐的借口推诿责任，这种既认账又耍赖的行为，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公然践踏 。

我们铭记尹玉林，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那些用血泪写成的历史，不让无数受害者的痛苦被时间掩埋，不让侵略者的罪行被轻易遗忘。日本政府若始终回避历史、拒不道歉，只会永远背负着战争罪行的枷锁，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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