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担任大军区司令，还曾兼任其他军区军长，短短四年时间内职务晋升速度令人羡慕！
1964年3月，华东平原一处野外演练场硝烟未散，十二军某连长郭兴福刚结束一场示范课。他一声“同志们，对手不等人！”回荡山谷，台下观摩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几位军区首长频频点头。短短三十分钟，俯卧、跃进、滚翻、卧射一气呵成，连贯如行云流水。自此，全军大练兵浪潮迅速掀起，许多部队把“郭兴福教学法”列入日常训练科目。很多将领后来回忆，那一年，部队的哨声、枪声、口令声几乎从未停歇。
将这股劲头持续点燃的是十二军的带兵人李德生。若把解放战争时的中野六纵比作一条钢铁洪流，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二军就是把那股洪流凝成钢板的熔炉。王克勤班组当年在中原突围中创造“全班无减员”纪录，后来被军内归纳为协同作战范例，层层推广。李德生一面总结经验，一面亲自带队摸爬滚打。行军途中，他常拎着马灯钻进帐篷，盯着进度表琢磨改进方案。有意思的是，军内流传一句顺口溜——“十二军的枪声里，掺着不少课堂味”；这既是调侃，也显现出训练与实战结合的高度。

和平年代考验的远不止射击和战术。1967年春，安徽局势骤然紧张，多方对立情绪激化，武斗苗头四起。中央命令驻皖部队“支左、稳局、促生产”。李德生领命南下，身份却有三重：十二军军长、省军区司令员、筹建中的革委会负责人。相隔数日，他已在合肥街头与群众代表面对面，“有话摆到桌面上，我们来帮大家一起找条出路。”这句简短的话被记录在会场备忘录里。几周后，新组建的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武斗警报随之解除。地方干部回忆，当时夜里枪声骤然停歇，“仿佛整座城松了一口气”。
处理地方风波的沉稳，让北京很快注意到这位少将。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跨进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行列。随后，中央军委重启干部轮换，他被抽往北京，先后分管总政治部部分工作，又临时挂职北京军区主要领导。兼任之余，他仍保留十二军军长头衔，频频往返于京皖之间。熟悉内情的人感慨：“北方会议室的灯常亮着，可他隔三差五就跑回部队，连夜跟官兵蹲连队。”

1973年，“老中青三结合”成为十大的人事关键词。大会闭幕后，李德生肩上的担子更重，除中央要职外，还需统筹南京军区部分兵力调整。那年12月，八大军区对调方案落定，他被派往沈阳，接掌总兵力逾八十万的东北边防重地。这一调动在军内被视作“北方防线加固的重要环节”，也标志着他从多线兼顾转入单一军区深耕。
东北边疆线长面广，气候严寒，部队轮训、装备维护、后勤补给皆非易事。李德生把十二军时期的密集轮训办法移植到这片寒地：冬训不收兵、夏训重协同、山地与丛林并重。几年下来，边防部队在实兵对抗演习中成效明显，单兵射击和综合行军纪录多次刷新。地方上也受益不小，沈阳、长春两大工业基地与军区后勤体系打通，铁路抢修、寒季道路养护等课题都在联合演练中找到解决方案。

有人疑惑，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多资深，为何李德生在短短几年连破惯例？按照当年的干部政策，战功、能力、健康状况是硬杠杠，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能否胜任急难任务。十二军的训练创新给了他“能打仗”的底牌，安徽支左又证明其“能治事”，中央自然愿意让其到更宽广的平台试手。试想如果没有那一段地方风波的历练，仅凭战功，晋升速度大概率要慢上数年。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快速流动并未打破军队内部的层级原则。大军区对调时，多位与他同龄的将领也获调升，只是岗位差异让外界误以为“唯独他飞得最高”。此外，所谓“身兼两区军长”其实是过渡期的临时安排，随着沈阳局势稳定，其余兼职逐步交接，组织脉络始终有序。

自1973年起，李德生在沈阳军区度过十二个循序渐进的岁月。那段时间，边境态势紧绷，空防、海防、陆防环环相扣；军队现代化刚起步，常常需要一张草图、一段外文资料反复推敲。高寒试验场从零起步，防空导弹旅跟着铁路向北延伸。军事科学院的论文统计显示，1975年至1983年，沈阳军区在全军战术革新评比中多次列前茅，背后的推手正是当年坚持“练为战”的少将出身司令。
李德生的职务履历常被当作某种“传奇”。如果把光环剥离，只剩下一条清晰脉络：战场历练——训练创新——群众工作——中央用人——战略重镇。每一步都踩在国家与军队最紧要的节拍点上，偶有波折，却步步为营，难言侥幸。回头细看，和平年代的军队选拔从不止盯着资历，更看重能否在关键节点拿得起、放得下；而这恰好是那支历经战火锻出的部队文化深植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