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却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李士群听后脸色微变，但还是派人去核实。电话那头岩井英一很快确认了关系，袁殊这才被暂时放了出来。这次惊险经历只是他漫长情报生涯中的一环。

那时候上海形势复杂，日本外务省通过岩井英一在当地建立特殊机构，袁殊正是关键人物。早在1931年左右，袁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上海办文艺新闻刊物，接触到各种左翼思想。经潘汉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央特科开展工作。

为了深入获取情报，袁殊利用表兄关系接近国民党中统的吴醒亚，逐步打入对方组织。吴醒亚想用袁殊的记者身份刺探共产党情况，没想到反被利用。同一时期，袁殊凭借日语能力和留学背景，结识了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

岩井希望发展他为情报来源，袁殊汇报后得到指示，同意合作并定期提供一些不敏感消息，换取信任和资金支持。1935年左右，因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在上海活动牵连，袁殊一度被捕，但中统和日方势力共同出面保释，他后来还去日本短暂避险。这段经历让他在各方眼中价值更高。

回到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上海成为孤岛。岩井英一找到袁殊，提出由日方出资让他组建一个文化与情报场所。袁殊秘密去香港，向潘汉年和廖承志汇报。

两人研究后认为这是建立敌方内部据点的机会，指示他大胆推进。袁殊回来后，在宝山路一带先成立兴亚建国相关组织，后来迁到多伦路，形成著名的岩井公馆。

对外它是亲日机构，实际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重要掩护点。袁殊安排多名党员进入，比如刘人寿负责通讯，恽逸群等人做文化统战。他自己担任实际负责人，利用这个平台源源不断传递消息。

在公馆里，袁殊小心维持平衡。一方面应付日方要求，另一方面保护同志安全。1940年初，他和陈孚木等人受邀访日，通过观察和分析，判断日本战略重点将转向南进太平洋，而非北上攻苏。这一重要判断经地下渠道报给潘汉年，再转延安，最终帮助相关方面掌握全局动向。

“真正的英雄，往往在最不为人知的角落，默默改变历史的走向。”这份情报对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布局起了作用。公馆还提供经费和通行便利，帮助茅盾、夏衍等文化人士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安全转移到根据地或香港，避免了更大损失。

袁殊的活动不止于此。他还与中统、军统保持联系，身份叠加到五重，处境始终危险。1941年12月租界沦陷后，局势更紧，但他继续通过公馆渠道获取日伪内部人事和军事部署情报，比如清乡行动的具体安排。

这些信息及时送出，支持了抗日力量的应对。整个抗战期间，岩井公馆表面接受日方津贴，实际部分资金转为地下党活动费用。袁殊在其中周旋，心理压力巨大，却始终保持冷静判断，每次行动前都要反复权衡风险与价值。

抗战胜利后，袁殊按组织安排撤到苏北解放区，用曾达斋的化名工作，避免国民党清算。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进入中央军委联络部等单位，继续情报相关事务。

本以为能安心贡献力量，但1955年4月，潘汉年因历史问题被审查，袁殊也很快在北京被捕。他的档案里满是日伪和国民党机构任职记录，在当时环境下被视为有嫌疑。

1965年他被判刑12年，后来因形势延续关押和劳改，妻子受影响离世，他本人也落下半身不遂等病根。直到1975年才获释，但帽子还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逐步平反。相关部门重新调查隐蔽战线历史，在陈云等老同志关注下，潘汉年案被认定为冤案。1982年8月，法院撤销原判，宣告袁殊无罪，恢复党籍和名誉。

这时他已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接到通知书，多年委屈终于得到澄清。1987年11月，袁殊在北京去世，骨灰安放八宝山，得到应有认可。

从1939年那次76号脱险，到后来岩井公馆的长期潜伏，再到建国后的坎坷，袁殊的一生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他用多重身份为革命收集关键信息，保护同志，贡献战略价值。

这些事迹在党史和情报史资料中都有记载，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查证。读来让人感慨，情报工作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原则，才能最终看到胜利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