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曾自信枪法一流，结果与沈醉比试之后，为何他再不敢在众人面前展示枪技？
1943年初夏，嘉陵江畔的雾气未散，二十多辆印着“交通警务处”标记的崭新吉普车轰鸣着驶进歌乐山脚的营区。车灯划破晨雾，士兵们窃窃私语：“戴老板又添车啦，这回该有两千多辆了吧？”几句揣测，足见军统对机动运输资源的依赖与自豪。
卡车和吉普不仅是行头，更是军统的血脉。当年抗战物资匮乏，川滇公路拥堵，戴笠偏要自建车队，甚至与商号合股开运输公司。汽油、军火、白糖、土特产在卡车车厢里来回倒腾，差价就是情报经费。巅峰时期，军统账面上有二三十条运输线路，车子加起来逾两千辆。每月的净利，足够维持八万在册特务和二十万武装部队的开销。很多人至今不明白，这个特务组织为何能在重庆的山城缝隙中膨胀到如此规模，其实答案很简单——轮子滚动，银元就会流进保险箱。

车队之外，戴笠最放心的还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学生。从1932年起，他在南京、武汉、桂林、昆明先后开办八十多个特训班，两三万专业特工加上四五万短训人员，如藤蔓般攀满全国。学生在他眼中是“自己人”，干部却常被他晾在一边。1941年6月5日，重庆中正街防空隧道发生踩踏，军统外事特训班八十多名学员被挤压殒命。刘璠作为带队副主任，被戴笠五花大绑押进杨家山公馆。胡宗南闻讯来电：“老戴，人是意外死的，枪毙刘璠，于理不合。”戴笠拧着眉头冷哼，终究松了手。此事传遍训练班，学员们私下嘀咕：“戴老板护咱，算有心肝。”铁血之外，是柔性的笼络手段。

然而，真正能让这位“江南王”自惭形秽的，并非金钱或人气，而是那支随身不离的短管左轮。1943年底，中美合作所的手枪靶场落成，沈醉负责验收。风大的山坡上，他随手抬枪，“砰、砰、砰”三声，50米外靶纸上出现两个红心、一个贴边。围观的少壮特务压低嗓门：“处长真是神枪。”沈醉只是淡笑：“我这一手，也是戴先生教的。”这句客套传到戴笠耳朵里，成了一道暗邀。
几天后，戴笠带着他那支编号“二号”的短管左轮来到靶场。子弹上膛前，他拍拍沈醉肩膀：“看我这一枪。”第一发出膛，尘土飞扬，靶子纹丝未动；第二发缩短到20米，勉强挂边；第三发干脆走到三步处，才击中红心。周围倒吸冷气，谁也不敢惊呼。沈醉忙递上另一支美式柯尔特：“局座，再试试这把？”戴笠摆手：“算了，枪无好坏，人得稳。”说完便掉头上车。此后，他只在私宅练枪，再未在众人面前扣过扳机。

手枪在军统不仅是武器，更是权力符号。戴笠收藏二三十支：纯金马牌、白银镶壳勃朗宁，不锈钢强力式，还有机关笔形暗器。沈醉曾打趣：“老板的枪，比公馆里的花还多。”戴笠笑答：“花看一季，枪保一命。”就是这份神秘，给了他“神枪手”外衣；比试的胜负，却让外衣出现裂缝。他明白个人光环一旦破口，难以缝合，不如让传说停在半空。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C-46运输机在岱山坠毁，冲天的火焰把车队、训练班和枪支的缔造者一扫而空。继任的毛人凤、郑介民分走了金马牌和柯尔特，却再难复制那套“轮子赚钱、学生效死、手枪立威”的铁三角。车子卖掉换油钱，甲种站缩到百余人，昔日川滇公路上的“戴家班”车队渐成废铁；特务网络无以为继，江湖传言却仍在茶馆里飘着。

“戴老板要是活着，还能翻盘吗？”有人在解放后的审讯里问过沈醉。老处长沉默片刻，只回一句：“这买卖，本就靠个人一口气。”那一口气在岱山云雾中熄灭，连带他的神枪传说，也只剩打靶场上一声干巴巴的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