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长达七年没有工作，1975年亲自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朱老总主动表示愿意帮助转交信件！
1927年9月9日，修水县城的夜雨刚停，何长工合上剪刀，把一面鲜红的布旗平摊在桌上，黄线勾出的五星与镰刀斧头在灯火里宛如跳动的火焰。那一刻，他说了句玩笑话：“旗子缝得正，枪就打得准。”身旁的杨立三抬头回应：“旗有了，咱们总算像一支军了。”简短的对话掩不住众人压在心底的紧迫——大革命刚刚失败，新的武装道路却必须立起自己的标识。
这面旗最终跟随秋收起义部队翻山越岭，也把何长工与毛泽东的友谊牢牢系在一起。两个月前，他在汉口一间简陋客栈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对方听他自报姓名后，随口一句“工人的长工，就叫何长工吧”，给这个刚从法国归来的青年定下革命生涯的新起点。从此，“长工”成了他对自己最朴素也最沉重的承诺。

旗帜树起没几天，部队便向井冈山进发。山高林密，缺枪少粮，更缺外援，必须有人去找出路。毛泽东和张子清把一张写着几行字的纸递给何长工，请他去湘南联络朱德。何长工听完只是点头，拿起斗笠下山。数日后他在韶关犁铺头的一间公馆里见到朱德。兵荒马乱，竟没人通名报姓，两位湖南老乡隔着煤油灯反复确认——“你真是何长工？”“朱司令，不敢有假！”一句对答，让两支残部的命运就此并线。
4月29日清晨，朱德带队登上黄洋界。迎接的，是山风中那面红黄相间的新旗。会师之后，红四、红五两军合编，井冈山有了第一支成建制的主力部队。很多年后，朱德提起往事，仍感叹那次“山寨里的红旗，比枪还管用”。
然而坚守往往比相逢更难。1929年初，主力红四军奉命外出作战，井冈山留给仅剩数百人的红五军。敌军趁隙围山，炮声昼夜不停。激战到第七天，何长工左腿滑坠山谷，两根大骨摔成三段，昏迷前他只能对彭德怀低声交代：“山不能丢。”彭德怀一握他的手：“放心，我替你守。”数月后，敌人被迫后撤，山头再次插回那面带血的红旗，何长工却永远落下了跛足。

伤未痊，却无喘息。1930年，红军攻长沙失败，白色恐怖席卷湖南。敌伪报一纸通缉，“悬赏重金捉拿恶匪何长工”。报纸辗转传到前线，他得知长沙城区的亲族三十余口全部被捕遇害。战友劝他请假奔丧，他摇头：“革命不成，哪有家可回？”哀痛被硬生生压进枪膛，成了此后战场上更狠的火力。
带着这一份血债，何长工投入另一场无声战斗。红军长征前夕，他着手筹建红军学校，在江西小镇的破祠堂里竖起几块黑板，三条板凳就是课堂。几百名伤号、赤卫队骨干挤在一起学政治、学射击、学野战救护。从这里走出的后来有韦国清、邓华，也有无数无名的连排干部。何长工常说：“打仗靠人，人才靠教。”这句话，比任何口号都更长久地回荡在枪声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被调到重工业部，又转任地质部。大厂尘土飞扬，他拄着拐杖在炼钢车间转，不肯坐办公室。一位年轻技师悄声感叹：“副部长跟工人一样拿铁锹，少见！”然而风云再起，1968年以后，他被要求“休息”，整整七年无职无权。朋友探望，他总是笑答：“长工歇歇，也好。”
1975年春天，他托人把一封亲笔信交到西山。“主席，我愿为军队再做点事，一条腿也能当教员。”朱德得信后拍案：“老何的请求我来送。”很短的批示很快回到他手中，八个字——“老干部可用，就用。”当年9月，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校长是老战友萧克，政委唐亮。开学典礼上，萧克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这回总算把你‘请’回了老本行。”教室里坐着的青年军官们不知道，这位拄拐而来的老者，曾为他们的军装绣过第一针。

重回讲台的何长工依旧保持着旧日习惯：早晨六点准时出操，晚点名必到现场，衣兜里只装着一支钢笔和十来块钱。听说学员食堂缺盐，他推着自行车跑了三个供销社，把半夜才抢到的两袋盐堆在门口，拍拍裤腿就走。有人认出他，想合影，被摆手拒绝。
1987年岁末，他在北京医院安静离世，享年87岁。送别那天，几名曾受教的老将军把一面折叠整齐的红旗铺在灵柩上。风吹过，黄星与镰刀斧头依旧闪耀，仿佛在提醒人们：从井冈山到军政大学，何长工一生守着的，只是当年那块亲手缝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