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手术后伤痛难忍，他把医生叫到身边轻声问：实在太疼，能不能允许我哼几声？
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尘埃落定的清晨，华灯未灭，周恩来在西花厅翻阅通宵整理的外电汇报。外交文件摊满书桌，他却已憔悴得需要用左手扶着腰。警卫员悄声提醒：“总理，天亮了。”他只是抬头点点头，示意再等片刻，随后执笔在文件空白处写下几行批示，才慢慢直起身，走出会议室。
从那天起，一串被他极力隐去的病兆开始纠缠。午后批阅电报时，杯中茶水被一点殷红染开，他沉默地把杯子扣在文件上，转头吩咐秘书：“别声张，按原计划下午见客。”当晚，他又与外事小组细化基辛格十月再访的接待方案，时针转到凌晨，才有人发现他用手绢捂住腹部，白布已透出血色。

医生第一次把尿检报告放到叶剑英面前时，老人抬眼望向门口：“我们得马上向主席汇报。”毛泽东听完，只说一句：“治病要紧，国事分给大家。”于是，以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成立，同时，中央决定加速人事调整——很快，阔别政坛多年的邓小平被推回前台，分担日常政务，这也是制度层面对总理健康隐忧的第一道防波堤。
玉泉山那间石库门式的小楼，被临时改造成手术室。1973年初雪未尽，周恩来在那里完成了首次肿瘤切除。麻醉刚过，他坚持要看国务院待批文件，护士悄悄把一沓公文塞到枕边。叶剑英守在门外，两次探头未敢打扰，只低声嘱托值班医生：“他看累了，就把灯关掉。”夜里，总理把一张写满批注的纸递给护士，“这几项，立刻转秘书长。”一句话气息微弱，却压不住急切。
同年晩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的正式复出，使国务院得以维系高效运转。会场外，少有人知道，周恩来每隔两小时就躲进休息室输液，外衣一披又回到主席台。“小平啊，你顶上，我就放心了。”这是会后他轻声对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声音低到只够对方听见。

1974年5月，英国首相希思访华。陪同会见结束，周恩来扶着椅背站起，屋内的光线撒在他消瘦的侧脸。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那一刻，没有人说话，却都知道，这也许是两位战友最后的并肩。白天谈笑风生，夜晚疼痛如锥，护士进病房时，听见他低声与主刀医师商量：“实在难受得很，能不能让我小声哼两下？别吓着外面的同志。”医生点头，半是心酸半是敬佩。
到1975年秋，他已第五次接受手术。癌细胞沿淋巴向上蔓延，排尿只能靠管路维系。体重跌至六十余斤，骨节分明如枯枝，却依旧在病榻上召集会议，审核《政府工作报告》。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摆摆手：“时间不多，材料要早过目，免得耽误下一步。”

1976年1月7日晚，病房灯火通明。叶剑英和李先念轮流守夜，邓小平赶到时，老人已气息微弱。周恩来艰难地动了动手指，示意大家俯身。短短几句，仍离不开经济会议进度和外贸口岸开放。说完，他闭目颔首，像是终于放下千钧重担。翌日清晨7时许，心电监护的曲线归于平直。
讣告草稿很快送至中南海。毛泽东反复端详，提笔在“同志”前加上“最亲密”三字，却又圈去一串悼念形容，留下“人民的好总理”六字。随后，邓小平代表中央下达三项指令：全国降半旗、首都戒严一级、择日公祭。

治丧筹委会讨论遗愿时，邓颖超郑重拿出小本子。那是周恩来数月前口述的三点交代：不保留骨灰、不发特殊丧礼用品、不从亲属立传。众人默然无语。最终，骨灰被分置四盒，从黄河入海口、密云水库到家乡淮安，再到祖国南海，相继洒落。没有陵寝，没有碑刻，只剩江河日夜奔流。
文件柜里，那份他最后签字的对外经济合作方案，依旧留着暗红印章。很多年后，参与起草的年轻干部回忆起那一夜灯下的背影，只记得一句告诫：“个人有生老病死，国家的事情不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