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接见清朝禁卫军司令时，幽默评价其形象不像在沙场征战的将军，真有趣！
1950年11月，鸭绿江两岸早已飘起初雪，志愿军后勤处打来加急电报：山地崎岖、汽油紧张，前线还要两万匹耐寒好马。朱德接完电话，只抛下一句：“好马越快越好，前线等着。”北京城里，能在短时间内挑出成批军马的人不多，老资格们异口同声提到了一个名字——载涛。
这位老人当时六十三岁，住在西城一座半塌的四合院。屋里除了马鞍、辔头，就是几摞法文兽医讲义，角落还支着一面磨得发亮的铜镜，旁边摆着旧戏服。有人奇怪：堂堂前清的二等镇国公，怎会落到靠翻译马医书、替人看相马糊口？故事得从清末说起。

辛亥风云骤起时，载涛掌管禁卫军。京城茶楼忽传“禁卫军将南下剿军阀”之说，局势紧张。袁世凯暗中观望，外界猜测不断。载涛心里明白，皇室靠武力镇压只会血流成河，他干脆上奏辞去兵权，令亲兵退回营房，自此未让禁卫军卷入内战。这一步，让他在清廷贵胄中显得格外异类。
民国初年，各路军阀拉拢旧皇室。1924年冬夜，奉系首领张作霖在东交民巷设宴，言辞恭敬，请他出山掌“京畿骑兵总督”。载涛举杯致歉，不动声色回绝。张作霖没发火，只苦笑一句：“你到底还是那根筋。”八年后，“九一八”炮响，日本人扶溥仪建伪满。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拎酒登门，把手枪往桌上一拍，语气阴冷。载涛拍拍胸口：“开枪吧，我这副骨头，给不了你们当招牌。”日本人悻悻而去，却给他留下长达十年的监视和经济封锁。从那以后，德胜门外的旧货市多了个“破烂王”，就是他。
贫困并没让脊梁弯下。邻居记得，天不亮他就蹬三轮去北郊马棚看病马，用三言两语给农户指点，一分诊金也不要，只换来一顿粗面饼。1935年溥仪回遵化马兰峪祭祖，曾派车接他同行，他摇头：“侄儿若真惦记皇陵，就别再给外人当旗号。”叔侄自此分道扬镳。

北平和平解放后，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找上门，说这是周总理的委托，请他出席政协筹备会。载涛愣了半晌，“我一个旧人，也能坐那张桌？”“新国家得靠行家里手”，林伯渠回道。就这样，他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端起搪瓷茶缸，把自己在法国索米骑兵学校学来的相马、驭马、繁育技术整理成《改良军马以利军用》提案，直指军马体质、饲养、血统三大问题。毛泽东批了八个字：“可行，速议，尽快落实。”
很快，东北、西北、内蒙古各地响起收购马匹的鞭梢声。载涛亲自蹲点验马，嘴里叼着小手电，扒开唇看牙口，一眼就能报出岁数。三个月，25000匹战马顺利渡过冰封的鸭绿江，分散到各军分区。志愿军在群山中的运输能力陡增，弹药、粮草日夜送达阵地。那年春节前，中央奖励他一辆二八杠飞鸽自行车，他像孩子似的绕中南海溜了三圈——这可比当年御马还快。

1954年初春，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入场那天，毛泽东与他握手寒暄，仔细端详片刻，笑道：“你可真不像领兵冲杀的大将。”载涛回敬一句：“相马行，杀人不行。”主席爽朗大笑，又嘱咐道：“有空去抚顺，多陪陪溥仪，他在努力改造。”这番谈话被在场的人悄悄记下，却没人敢多嘴宣扬。
有人问他，为什么从不提自己拒降的往事。他总是摆摆手：“国难当头，本分而已。”抗美援朝胜利后，他把多年积攒的7000元稿费捐作国债。文化部想请他常驻戏校教青衣身段，被婉拒，“马比我更急”，他解释。于是白天在马政局忙，傍晚到梨园串戏，一身韵白，一身草料香。

1969年冬天，他突发脑溢血，左侧偏瘫。年轻学员隔着窗喊老师，他竟拄拐站起，昂着脖子指着墙上那把老马鞭：“今后靠你们了，别让咱们的军马断了血脉。”话音未落，手臂已抖得厉害。
1970年5月，他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治丧委员会送来挽联，没有写“王爷”，只有“人民代表”“马政专家”。骨灰同多位革命前辈一道安放八宝山，他生前最爱的那柄汗血马尾鞭，也静静躺在木盒里陪他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