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希珍陪伴彭总十六载情深，最终无奈分开，彭总含泪道谢：感谢你的付出与陪伴！
1955年3月的海风异常凛冽，浪头一次次拍在东海前哨码头。彭德怀扣上雨衣扣子，钻进一座半地下弹药库，潮气扑面而来，他眉头立刻拧紧：“这样存放，炮弹生锈了怎么办？”团长愣住，没想到首长亲自查到这里。
“把责任写下来，今晚就交材料。”彭德怀的语调不高，却透着不容拖延的硬度。站在门口的景希珍低声提醒：“首长，时间紧，怕赶制不及。”彭德怀只是摆手：“先把问题掰开，再谈进度。”
当天夜里，团长职务被暂时解除。谁料深夜十一点多，首长又把他叫回简易食堂，只留三人。彭德怀端着茶，语气缓了下来：“错就错了，改过来还是好同志。明早跟我一起去库房，别丢了面子，也别丢了兵。”那位团长几乎哽咽，只回答两个字：“听令。”

这场风波让景希珍再次体会到，“严”和“暖”在彭德怀身上并存。其实，六年前他就领教过同样的性格。1949年冬，他在国防部办公厅报到不到两个月，被抽进即将赴朝的随行队伍。那天夜里，平壤郊外，临时司令部用木箱垒出办公桌，电报机还在噼啪作响。
志愿军司令部里堆满了国内寄来的慰问包裹，外面都写着“交彭德怀同志亲启”。开箱后是罐头、毛线、香烟。彭德怀扫了一眼，对景希珍说：“名单拿来，按连队顺序分，每人有份，别落下伤员。”他怕有人多拿，又担心有人漏拿，一再叮嘱：“分干净，天亮前结账。”
一口气忙到凌晨，景希珍回到岗亭困得直打盹，雷声滚过山谷。巡夜的彭德怀见他低头，用手电筒敲了敲栅栏，“困了？去屋里换人顶班。”说完转身继续查看地图。第二天清早，警卫排被召集，首长只说一句：“是战场就得紧绷，倦了就想想前线的孩子。”训话简短，却没人敢忘。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黄昏时分，彭德怀带几名随行人员步行查看阵地，脚下全是绞碎的泥土与弹片。他停在一段新填好的壕沟前，摘帽，向无名碑鞠了一躬，然后吩咐：“名单不全，回去再查，能写上的一个别落。”那一刻，天边的硝烟渐散，战士们在暮色里默然致敬。
战争之后是建设。1954年至1959年，彭德怀主持国防部工作，几乎把全国重点军工厂跑了个遍。马达声、氩弧焊火星、图纸翻动声，日复一日。景希珍跟着他坐闷罐车、乘鱼雷艇，鞋帮磨穿也没来得及换。有人悄悄抱怨强度太大，彭德怀听见了，笑着回头：“哪怕多造一门好炮，也是给前线兄弟多条命。”众人无言以对。
进入1960年代，风向突然改变。一次饭后，首长留下几名身边人，说话放得很轻：“可能要到外地养病，你们不必跟着受累，回各自单位吧，组织会安排。”话音落地，室内沉默。景希珍直起腰：“首长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彭德怀没再劝，只是点头：“各人有各人的算盘，我尊重。”

1966年初夏，北京西站月台上，蒸汽机车呼啸。送行的只有寥寥几人。握手那一瞬，彭德怀的手背微微颤着，却仍保持军礼的角度，他低声道：“多保重。”景希珍没应声，火车启动时才喊了一句：“等您凯旋。”汽笛掩去了尾音。那以后，他们再未并肩站岗。
1974年11月，噩耗传到西南小城。按照惯例，没有公开追悼会，连遗像也只在小屋里摆了三天。景希珍去不了北京，便在营区升起半旗。有人提醒他“注意影响”，他答：“军人知道敬谁。”

真正的任务在4年后到来。1978年12月，成都军区的吉普车风尘仆仆开进资阳武装部，带来一纸电报：护送彭德怀骨灰赴京安放。景希珍、綦魁英与几名曾经的老兵在机场集结。那只深色木盒被放进机舱时，众人齐齐立正，口令无人下达，却没有一个人走神。
23日下午，灵车驶进八宝山。抬盒的人换成了当年志愿军番号里选出的代表。骨灰安放完毕，朱德元帅的骨灰盒静静相邻。景希珍抬头，阳光透过玻璃顶棚，落在两位戎马一生的名字上，他长久地站着，像守夜的那几年。
此后，他把日记与口述整理成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字很直白：《在彭总身边》和《跟随彭总》。2010年7月7日清晨，老人合上最后一页校样，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靠在椅背上闭了眼。桌角放着未寄出的稿笺，上面只写了一行字：“记得的人越多，烽火年岁就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