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坚守原则不纳妾不置产，身后竟无钱安葬，却培养了许多大师的蔡元培！
1938年冬夜，香港岛炮声遥遥，七十一岁的蔡元培伏在油灯下，用放大镜校对一份学生寄来的论文，外头海风吹得窗纸作响，他却只顾在页边批注：“立身以立学为先。”——这是他给自己也给后辈的规矩。
这位老人从光绪朝的翰林一路走来。二十九岁殿试得二甲进士，官位与俸禄近在咫尺，却在辛亥前后毅然脱下红顶，满心想着“救国先救学”。士大夫传统中的安稳与荣耀，被他轻轻放下；新学、民智、共和，成为新的依归。

先革自己的命并不容易。1900年初夏，结发妻王昭病逝，亲友劝他效法前贤纳妾续香火，他摇头：“人非器皿，哪能说添就添？”于是写下一纸征婚启事，列出五条——愿共读书，不收妾，不受聘金，不盼厚礼，愿同甘苦——惊动北京城。两年后元旦，他与杭州女学毕业的黄仲玉在西子湖畔行西式婚礼，只摆一桌素席，宾客各付车马费，已是社会新闻。
婚姻实验背后，是一代读书人对旧礼教的公开挑战。那时《民报》《新青年》争论“自由恋爱”，但多数士绅仍循“三从四德”。蔡元培的做派给青年以标杆——婚姻可讲平等，家庭即教育。
1916年，他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接手时的校园，被讥为“京官子弟俱乐部”。宿舍赌钱、教员迟到、课堂照本宣科，连校门都形同摆设。蔡元培却不忙整肃，他先到客舍找人。冬夜里连跑三趟中西旅馆，只为请正在京师闭门写稿的陈独秀。第三次，房门才开。“陈先生，北京的青年需要你。”他一句话道出诚意；陈独秀回以半句玩笑：“怕是要惹祸。”两人一笑，文科风云由此翻涌。

同年，他在校内发起“进德会”。会员自愿分级，每周互查操行。令人意外的是，发起人把自己列入最严苛的丙等，迟到一次罚款两角，若进戏园视同违纪。学生揶揄他太“古板”，他却只说：“先严于己，才敢宽以待人。”同时，他把辜鸿铭与刘师培请进课堂，又让胡适、傅斯年、朱自清等新派自由放言。古今并陈，彼此相看两厌，却都得借讲坛一争高下——“兼容并包”四字，日后写进无数大学章程。
不置产的校长日常极简。一套长衫反复翻洗，袖口磨破就翻边再缝；一份月薪常常大半送作奖学金，同事暗中替他留一笔“以备急需”，他发现后立即退回。“钱要用在刀口上，”他轻声说，“书生口袋浅，心要宽。”教务长笑他太倔，他只摆手。

1920年秋，北大首次向女生敞开大门，数学系报到的周峻递上入学表时，正逢蔡元培巡楼。两人一面之缘，男女平等的理想被他看作现实缩影。三年后，这位昔日学生与他结为伉俪。婚礼在苏州留园，一曲《平湖秋月》，无喜糖无官僚，画船灯影飘过廊桥，乡亲们却议论：“原来老校长又立新规矩了。”
抗战爆发后，他率中央研究院迁港。经费骤断，院舍被征作军营，他依旧抱着书卷给青年讲“批判精神”。有人送来沉甸甸的金条，请他“以备不时”。他当场托人转交后方难民救济会，只留下一句：“抗战之时，私囊沉不得。”

1940年3月5日清晨，养和医院病房灯未熄，他合眼之前，吩咐把未批的学生论文转交教务处。院方记账：医药费尚欠一千余元。周峻四处借贷，友人赶来相助，一位老同事悄声劝她：“墓要阔气些。”她摇头：“他一生最怕奢华。”最终，十面铜锣、一口薄棺，从坚尼地城抬到华人永远坟场，送行者逾五千，纸幡在海风里猎猎翻飞。
身后留下的遗产，只是一箱批注密密麻麻的手稿，和一句被后世大学反复引用的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