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十几名地下党即将被枪决，关键时刻国民党团长为何把枪口抬高了一寸？
1948年11月初，苏北天空低垂，淮海战役的炮声隔着大运河传到高邮，城里人心里都明白：局面在翻。
短短数月，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补给线被切得七零八落，二六八团每天只能分到半袋米，枪油也得兑菜籽油。兄弟们嘀咕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还能顶多久”。
就在这种气氛里，县监狱的地牢塞着十四名中共地下干部，黄益民、于哲人都在里头，衣服破得露棉絮，却仍在暗地里联系外界。

他们琢磨出一条生路：分三路夺枪开门，再趁深夜潜过护城河。暗号原是京剧里一句拖腔，押韵好记。可惜计划刚传到第三个人，就被看守柳家兆拿去邀功。
“你要想清楚，蒋委员长给不了你未来。”黄益民低声劝过他，柳家兆只是冷笑，“命要紧，我还年轻。”几天后，全狱搜索，绳索、铁钩统统被翻出来。
接下来是例行的上大刑。绑竹签、灌辣椒水，一天三轮。一个多月后，县大堂贴出布告：这十四个人定为“共匪要犯”，择日正法。

处决令送到二六八团代团长张我疆案头，他看了一眼名单，又看向窗外的灰天，“都快散摊子了，还杀什么人？”副官没敢吭声。
行刑那晚，队伍却拐进团部大院。张我疆在矮墙下站着，低声吩咐：“告诉弟兄们，安全保险栓别放下。”几名老兵对望一眼，什么也没问。
灯下，他对犯人宣布：“部队奉命南撤，你们随行。”黄益民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走向西门，不是往东郊刑场。

凌晨一点，大运河堤冷风刺骨。枪声还是响了三排，可火舌冲天的角度明显高了一寸。弹壳滚落泥地，张我疆挥手：“散！”
“快跑，往北！”一个兵压低嗓门催促。十余条身影扑进苇荡，枪里再没追击的子弹。几名士兵顺手丢下干粮，转身跟着队伍南去。
7天后，高邮城换了旗号。黄益民和于哲人先回到城里，再去城防委员会登记，写清经过，第一句话就是“张团长救了我们”。

1951年春，叛徒柳家兆被带上公审台，罪名写得明明白白；张我疆却已在劳改农场度过第三个年头。立功材料层层上报，批复姗姗来迟，他出狱时头发全白。
张死于1962年，平反决定书到高邮的时候，他已下葬七年。文件最后一句话很短，认定其“有保护革命同志之功，不追究刑事责任”。墓碑旁，没有多余修饰，只刻着出生年份与那一年抬高的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