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送人上月球，实现了“社会主义”，鲁迅说他胡说八道。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那位神医姓陈，名秉文，在京城琉璃厂附近开了间药铺，专治跌打损伤，偶尔也给街坊看个头疼脑热。他自己说那天夜里喝了二两老白干，倒头睡下去，迷迷糊糊就看见了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天不是灰蒙蒙的，蓝得透亮；地上没有拖辫子的人，也没有洋人的巡捕房，那些高得吓人的楼房全装着透明玻璃，反射着太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他正纳闷怎么没有驴车和黄包车，头顶上“嗖”地飞过去一只铁鸟，比风筝还大，尾巴上喷着火。有人告诉他那是“飞船”，专门送人去月亮上的。他还摸到一个方方正正的发光小盒子，里头有人说话，有画面在动，管那叫“手机”。问他什么叫社会主义，他说梦里那人不耐烦地一挥手：“就是洋人不敢欺负咱，穷人有饭吃，娃儿都能念书，老了你也不用愁。”

第二天在茶摊子上，陈秉文把这梦一说，满座哄堂大笑。对面剃头的老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陈先生，您这怕是烧糊涂了。昨儿前门大街还有洋人开枪打伤了拉货的苦力，巡捕房连问都不问，您倒好，梦里连租界都没了。”旁边一个穿长衫的秀才摇头晃脑：“飞船登月？荒诞不经！古人云‘高处不胜寒’，岂是凡人能去得的？”更多人只是当个乐子，拍着腿让他再编一段。

消息传到绍兴会馆，住在补树书屋的周树人正好来京办事，听人转述后，冷笑一声，搁下手里的笔，吐出四个字：“胡说八道。”有人追问为什么，他点上一根烟，慢慢说：“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梦里的高楼，是敢拆烂屋子的人。租界遍地，治外法权挂在每根电线杆上，你不去争，不去斗，指望做个梦就能没了？飞船再好，地上还有几万万人在泥里爬。这等梦话，要么是骗人买他的狗皮膏药，要么是把自己骗进去了。”

说实话，站在一百多年前往回看，陈神医那梦离谱吗？当然离谱。可也透着一股子荒诞的准头，今天哪个中国人不知道“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是什么滋味？哪个城市没有几十层的高楼？飞船送人上月球这事儿，嫦娥五号带回了月壤，载人登月的计划表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至于社会主义，我们从小背的课本里写得明明白白。可鲁迅骂得对不对？也对。他骂的不是那个梦里的新中国，他骂的是那种光做梦不醒的糊涂劲儿。晚清那会儿，多少人有这么点朦胧的向往，转过头又去烧香拜佛、抽鸦片、跪洋人？你神医做个梦，老百姓听个乐，第二天该交租子交租子，该挨打挨打，有什么用？

我倒是觉得，陈秉文这个人挺有意思。他一个走街串巷的土郎中，没读过洋学堂，没见过电灯，凭什么梦见这些？说明人心底里那点不甘心，压是压不住的。哪怕天天看着黄龙旗被洋人的舰炮吓得发抖，脑子里照样会冒出“凭什么他们骑在咱们头上”的念头。这梦粗糙得很，细节经不起推敲，可那股子骨气，我要过好日子，我要站着过好日子，是真金白银的。

鲁迅那一代人，是提着脑袋在黑暗里凿墙的。他们不信天上掉馅饼，只信手里的笔和枪。可话说回来，没有陈秉文这种小人物在梦里勾勒的亮光，周树人也许就不会那么愤怒。愤怒是因为有对比，明明可以那么好，凭什么我们还是这么烂？

一百一十多年过去了，那位神医早化成灰，鲁迅也走了快一个世纪。租界没了，治外法权连提都没人提了，登月飞船不叫飞船，叫长征火箭。陈秉文梦里那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今站在你我的每一天里，堵在路上、挤在地铁里、刷着手机、骂着物价，可谁也不敢说这不是他梦见的好光景。只是有一点鲁迅可能没想到：做梦的人多了，把梦一砖一瓦盖出来的人，更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