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姐同住渣滓洞上下铺，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女英雄，如今她的经历令人敬佩！
1994年初冬，渣滓洞旧址的修缮工地上，有人发现牢房墙缝里塞着一截烧焦的木条，半截手写体“国玉”依稀可辨。监工小李自言自语：“这是谁的名字？”一句无意的疑问，把人们带回了半个世纪前那场夜半枪声与火光交织的浩劫。
当年这座位於歌乐山下的监狱，是国民党在西南关押共产党人的核心据点。女牢不过三间潮湿矮舍，却囚住几十名女犯。铁门一锁，白炽灯长亮，有人说这地方连空气都带着铁锈味。恰在1948年10月，22岁的盛国玉被押了进来。她身形瘦小，却在进门那刻挺直脊背，手里还攥着丈夫余梓成塞给她的手绢——那是地下党交通员的暗号标记，她用力揣进怀里，像揣了枚尚未引爆的火种。
盛国玉不是一出生就和革命结缘。1926年，她在垫江一个贫寒农家呱呱坠地。乡村小学只招男孩，她的父亲却硬是把她送进了简易师范，理由简单：“家里若能有个识字的女娃，也算点亮祖坟。”课堂之外，她经常偷看城里传来的报纸，日寇炮火与重庆大轰炸的照片，让她明白世界跟课本上写的“安平乐业”并不相同。再后来，她遇见了地下党人余梓成，两个人在1946年草草成婚，也从此把命运绑在一条并不平坦的战线上。
被捕那天的情景，她此后几十年提起仍皱眉：“雨一直下，他们抡木棍，问我‘名单在哪里？’”从头顶浇下的冷水夹着泥沙，她的回答始终是沉默。夜里，渣滓洞铁门咣当一声合拢，她被推入最里侧的木板床下铺，抬头便看见江竹筠——后来人们称她“江姐”。两人一个上铺一个下铺，自此结成生死之交。“还好你来了，又添个能说川话的。”江姐轻声安慰，那句开玩笑似的寒暄，让初入牢狱的青年妇女顿生暖意。

监狱的制度残酷周密，却挡不住暗地里的细小流动。白天“政治教育”，夜晚号子里传来压低的歌声——大家用合唱把口令、情报搓进歌词，值夜兵听着只当风声。盛国玉个头灵活，被推为联络“树洞”，隔墙递纸条、分发药棉，全靠她。一次江姐被竹签剜指甲，血流不止，她咬牙坐起，低声吩咐：“别哭，把棉花裹紧，明早还要开会。”盛国玉扶她靠墙，暗暗发誓若能活着出去，就要把这些话带给更多人。
1949年11月14日清晨，铁锁再响。特务指名把江竹筠押走。行前，江姐整理衣襟，笑说：“妹子，好好活！”盛国玉一把抓住她袖子，声音发颤：“姐姐，记得回来。”她只得到一个坚定的点头。木门合上，从此失却人影。
两周后，形势急转直下。11月27日深夜，山城细雨未停，狱中却骤起枪声。特务依次提走男牢犯人后，举枪闯入女监。昏黄灯泡下，子弹撕裂空气，一排排身体倒下。盛国玉被子弹掠中过肩，血却没让她迟疑，她和左绍英躲进堆草角落，用稻草掩身。硝烟与煤油味扑面而来，火焰很快舔上木梁。木板塌陷声此起彼伏，她屏住呼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江姐的嘱托停在这儿。
天亮前，她钻出破墙，借着山雨翻滚到一处竹林。衣衫被烧得残缺，耳边仍回荡前夜的枪声。她靠在竹干上喘息，听到远处有人脚步，忙挥手：“同志，快走，山上有巡逻！”对方是当地一位老乡，惊诧后把她藏进柴垛。几天后，重庆和平解放的枪声传来，她才踉跄下山，交代清楚监狱惨案。

新政权建立后，盛国玉留在垫江工作，先在县里的土改队，后到群众委员会，跑乡下、写报告、处理纠纷，日晒雨淋是常态。她从未以“幸存者”自居，只说自己“任务还没完成”。1982年离休，县里为她办欢送会，她推辞说：“我还想再干。”同事记得她常带小凳子跑到田埂边，挨家挨户做调查，衣服经常沾满泥。
关于入党，她的申请表整整写了十一页，最末一栏只一句话：愿把余生交给组织。审批公示期满，1996年，她的70岁生日这天，党支部书记把一枚党徽别到她胸前。“我不是新兵吧？”她半真半假问。书记笑答：“老兵领到番号而已。”那天，她眼角的泪没让任何人看到。
2014年7月27日，盛国玉在垫江家中安静离世。床头那块褪色的手绢仍在，边缘缝着三个暗红小点，据说是她当年从江姐手上取下的血迹。屋里没有遗嘱，只有一本翻破的党章和笔记本，上面写着几行字：“山河已新，生死如昨。愿后来者信其可为，且行且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