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马步芳占据甘州后，马仲英恐在肃州无法立足，便派心腹到马步芳处说情，缓和二人紧张的关系，马步芳则并不买账，让人传话给马仲英：这是公事，不能因我们是兄弟，以私废公，当即便派马步康部占据肃州，从而迫使马仲英不得不率部窜入新疆！
甘州城门一开，马仲英在河西的局面就变了。前一刻，他还想着借甘州、肃州连成一片，把自己的旗号立起来；后一刻，马步芳的兵已经压到眼前，连说情的机会都被堵死。
所谓兄弟情分，在这场地盘争夺里，没有挡住一支军队的脚步。马仲英原名马步英，外号“尕司令”。

他和马步芳同属西北马家系统，父辈之间有亲缘关系。可在民国西北那种环境里，亲戚关系并不等于利益一致。
谁手里有兵，谁能拿下城池，谁就能多一份说话的底气。甘州、肃州一线，正是这种较量最直接的地方。
1930年前后，马仲英重新聚拢人马，打出“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的旗号，开始向河西伸手。他先到凉州附近，坐镇当地的马驯担心城池出事，派人送银元探口风。
马仲英当时没有强攻凉州，只收了少量银元，还让对方带话，说自己不入城，让马驯好好守着。这一举动看上去像是守信用，其实也是一种算计。
马仲英真正想要的，不是凉州这一时之利，而是继续往西，把甘州拿到手。甘州位置更靠中段，进可向西压肃州，退可牵动凉州，若在那里站稳，后面的文章就大了。
进入甘州后，马仲英靠武力和声势逼迫当地掌权者交出军政权力。他一边扩充队伍，一边招兵买马，还希望借马福祥等人的关系同南京方面搭上线，谋求正式名义。
对一个地方军阀来说，光有枪还不够，最好还要有一个能写进公文里的头衔。到了1931年3月，马仲英甚至把主意打到“河西省”上，想把甘州、肃州一带捏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一步很冒险，也很扎眼。因为这等于告诉周边各方：他不是临时过路，而是要长期坐庄。
甘州失守，不只是丢了一座城。马仲英此前经营的声势、招来的兵员、对外摆出的架子，都在这一刻被打穿了。
更要紧的是，甘州在东，肃州在西，中间一旦被马步芳控制，马仲英就被推向河西尾端，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退到肃州后，马仲英心里清楚，自己已经不占主动。
肃州虽然还有城池可守，但后方并不宽阔。再往西就是安西、敦煌和新疆方向；往东，则是马步芳控制下的甘州。
若马步芳继续追击，肃州未必能成为安全落脚点。于是，他派心腹去甘州找马步芳说和，希望靠同族关系缓和局面。
这个动作说明马仲英并不糊涂，他知道硬扛下去代价很大。只要马步芳肯停手，他就有时间重整队伍，甚至还有机会在肃州继续经营。
可马步芳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那句“这是公事，不能因我们是兄弟，以私废公”，听起来像是讲原则，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在地盘和兵权面前，亲情不能成为马仲英保命的护身符。
所以，马步芳随即派马步康部进占肃州。马步康出兵，不是单纯追击败军，而是要把马仲英在甘肃西部最后的落脚点拔掉。
这样一来，马仲英不但无法向东反扑，也很难在肃州长期停留。形势逼到这一步，马仲英只能继续往西。
新疆的局面当时并不平静，哈密一带矛盾已经激化，金树仁主政下的新疆内部冲突不断。对马仲英来说，新疆既是退路，也是新的战场。
他离开肃州，不是因为前方稳妥，而是因为身后已经无路可守。马仲英进入新疆后，很快卷入哈密事变。
他同尧乐博斯、和加尼牙孜等地方力量发生联系，借当地矛盾扩大影响。后来他打着新的旗号在新疆活动，时而进攻，时而撤退，把一支从河西被挤出去的队伍，变成新疆局势中的重要变量。
从这个角度看，马步芳占据甘州、逼走马仲英，确实解决了眼前的河西威胁，却也把马仲英推向了新疆。一个地方军阀被赶出原来的地盘，并不一定意味着危险消失。
只要他的队伍还在，只要他还有机会借乱起势，动荡就可能换一个地方继续燃烧。这段历史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不是简单的兄弟反目。
马步芳和马仲英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有家族关系，骨子里却是权力边界的争夺。马仲英想把河西变成自己的根据地，马步芳则不能容忍青海西侧出现一个不受控制的强人。
双方的矛盾，从甘州开始爆开，在肃州彻底摊牌。民国西北的军阀混战，常常不是一场战役决定全部，而是一座城、一条路、一个名义慢慢推出来的结果。
甘州是节点，肃州是退路，新疆是下一片乱局。马仲英的行军路线，正好把这些地方串在一起，也把西北各股势力的紧张关系暴露出来。
1931年这场甘州、肃州之变，最能说明乱世里“私人情分”靠不住。马仲英派人说情，是想用亲族关系换喘息时间；马步芳拒绝，是想趁机把隐患彻底赶走。
两人都有自己的算盘，但承受后果的，往往是沿途百姓。军队一来，城池易主，粮草征发，商路受阻，普通人没有多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