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四大花旦之一，她幼年被卖，惨遭养父母胁迫接客，21岁不幸早逝的辛酸人生
1929年深秋，天津卫东门外的旧货市场仍挤满了为生计发愁的人，吆喝声里夹着低低的哭腔，一张张薄薄的卖身契飘散在尘土里。那一天，11岁的赵久英被一对外地口音的夫妇带走，价钱不过三袋高粱。旁观的伙计嘀咕了一句：“又是个闺女，留着也是多张嘴。”短短数语，已把底层女孩的命运钉死在冰冷的现实上。
新“父母”并非善类。几间破瓦房前后暗门相通，夜里灯笼透出暧昧红光。养父腰间别着铜哨，掌管出入；养母则算账收钱，还细心替姑娘改了名字——爱莲君。更阴冷的是，白天她被要求练字唱腔，夜里却要为各色客人推杯换盏。小女孩不懂“暗娼”两个字，只知道生病也得梳妆，咳嗽也得笑。

第二年，一支流动莲花落班子路过天津码头。台口师傅赵月楼见这孩子嗓音清亮，问了句：“想不想学戏？”爱莲君眼睛一下子亮了：“师傅，只要能唱，我什么都肯做。”旁边的养母慢条斯理地插话：“学可以，回头可得挣双份钱。”两句对话，决定了她往后所有的白天。
评剧正盛，茶园、戏园连成一线，票房靠几张花旦撑场面。赵月楼懂行，先教基本身段，再教小嗓“倒板腔”，练功时见她手上泡破血流也不喊疼，心下叹服。天津报馆曾用半版篇幅写她：“嗓若秋莺，扮相赛洛神。”首演《花为媒》时，人潮把福聚园挤得水泄不通，却没人知道后台的小楠木箱里，还锁着她夜里必须穿的那身脂粉衣。

戏越唱越红，剥削也更加隐蔽。观众只看见“楼外楼”里的名角，没看到深夜西北角那条死胡同里，烟枪和铜钱如何吞噬青春。养母常掏出细长烟斗，“抽一口，嗓子润，台上不打岔。”爱莲君本能排斥，几次硬推开，却难敌鞭梢与饥饿。不到十七岁，她已离不开鸦片，每登台先吸两口，再扑雪白面脂。
感情是她最后的挣扎。1936年冬，一个拉提琴的青年向她递过绣帕：“君姐，咱们逃吧。”她低声回道：“若能脱身，何苦等到今日。”话音未落，养母已堵在后门，冷笑着收起绣帕，也收走了唯一的念想。天津卫流传一句俚语，“戏台下拴着锁”，说的正是这般无形的枷锁。

长期鸦片侵蚀加上劳累，身体开始反噬。1938年腊月，演《杨三姐告状》至“哭祠”一折，她忽然口吐鲜血，当场晕倒。茶客惊呼，却更多人担心票钱作废。送医时，医生只写下“肺痨并心衰”六个字，药水、补血膏全靠戏迷捐助。可鸦片瘾仍旧每日催命，连针剂都救不回逐渐干枯的肉体。

1939年盛夏，津门连日暴雨。破旧青天白日旗仍挂在租界尽头，街角一张小报登出讣闻：“评剧花旦爱莲君病逝，年仅二十一岁。”没有灵堂，也无人奏哀乐，养父母卷走所有票房剩银，换了下处。赵月楼得讯后，握着旧锣默站许久，只叹一句：“好嗓子毁在这世道。”那只锣后来再未敲响。
她短短的生命揭开一幅刺目画卷：贫困将女孩推向买卖，艺名与脂粉只遮住半边冰山，鸦片是隐形绳索，而所谓掌声不过帮剥削者粉饰太平。评剧舞台灯火辉煌，却照不进胡同深处的阴影。爱莲君一度相信唱腔能渡她上岸，可当时代与性别双重漩涡合流时，再亮的嗓门也只能回荡片刻，然后被黑夜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