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面对记者提问，谈及最敬佩的三位人物都是谁，你知道是哪三位吗？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寒气逼人，临潼华清池忽然传出杂乱枪声。看着被警卫押进兵营的蒋介石，张学良心里清楚，这步棋若走错，后果难料，却仍然咬牙走下去。多年以后他说，那一夜的决断里，既有家国，也有三张面孔在眼前浮现：父亲张作霖、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正在洛川等待谈判的周恩来。
张作霖的影子从未离开过少帅。20世纪初，奉天大帅治下的东北像座巨型熔炉，日俄势力、北洋军阀、地方帮会在烈焰中翻滚。他这个“草莽皇帝”靠着骑兵和精明盘算坐稳了江山，也留下了脾气暴、好赌、讲究“神机妙算”的名声。外人讥笑他迷信，张学良却不这么看。父子俩围着浮雕地图推演兵棋时，张作霖常摆手道：“运气也是战力，留条后路给自己。”这句话少帅记了一辈子。奉天小楼里，父亲一次性捐出十万大洋赈灾的举动，更让他明白权柄之外的担当。1928年皇姑屯爆炸，父亲身亡，他跪在担架前，听着医生低声说：“少帅，节哀——”那血腥晨曦成了他永远的校场，从此不再是纨绔公子，而是背负家族与东北命运的军人。

父亲教会他用枪与用人，毛泽东则让他明白何为“秉大义而忘私情”。1936年春，远赴陕北的美籍记者斯诺把一封薄薄的信递到他的府上，寥寥数语：“抗战是民族的大路，愿共赴之。”落款毛泽东。张学良把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为了试探对方的真诚，也为了那份朴素的共同抗日之心，他悄悄拿出五万银元，托地下交通线送几位东北青年去莫斯科，其中就有毛岸英。很多年后他回忆：“没想过回报，只盼他们学成回来打日本。”这份暗中的联结，让他对未曾谋面的毛主席心生敬佩。当年4月，他驾驶“美龄号”降落洛川机场，一心想去延安面晤，无奈战事催逼，只留下一串密电。毛泽东在复电里写下八个字：“一致抗日，共挽危局。”少帅反复默念，觉得振聋发聩。

真正把他从犹疑推向行动的人，是周恩来。那一年仲夏夜，洛川河畔油灯如豆，两人第一次长谈。“张兄，国难当头，若再自相残杀，河山安在？”周恩来一边展开西北地图，一边轻声说。张学良沉默许久，只答一句：“听得入耳，亦需担得起责。”对话不过数十分钟，却胜过百封公文。一位亲兵后来回忆：“少帅那晚走出窑洞，衣襟还敞着，像是卸下了重铠。”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不动声色穿梭军营，最终推动和平解决。临别那天，他递给张学良一张纸，十六个字：“忍辱负重，努力自持，冀全大义，以殉国家。”少帅低头一看，眼圈微红：“周公，这字重千钧哪！”
被押往南京的列车上，张学良把那张字条缝进军大衣。54年漫长的幽禁时光，他始终没让人碰过这件旧衣。蒋介石几度软硬兼施，承诺高官厚禄，他却礼貌推辞。“张先生，为何不回头？”一个看守曾悄声问。“做人得有账本。”少帅淡淡回答。账本里写着父亲的遗愿、陕北的一封信，以及那十六个字。

软禁期间，周恩来三次托人递信，始终劝他保重。1961年那封信跋涉重重关卡被截，他只收到口信：“旧交依旧念你。”听罢，他默然回室，在日记本空白处写了四个字：山高水长。1976年春节后，牢房里传来总理病逝的消息。张学良抚着桌角，许久才说：“世间再少一个念我之人了。”那一刻，他的警卫悄悄背过身去，嘴里喃喃：“少帅，节哀。”
1990年，九旬老者踏出台北北投的院落，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记者蜂拥而至，有人高声提问：“张将军，此生最敬重何人？”他微微一笑，说出三个名字——张作霖，毛泽东，周恩来。周围顿时安静，只剩闪光灯的连声咔嚓。有人追问理由，他挥了挥手：“各有千秋，都是大丈夫。”

外界或许难以理解：父亲、共产党领袖、政敌红人，怎么能同列心中的“三杰”？可若把镜头拉回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关口，答案并不复杂。张作霖给了他掌兵治地的胆魄，毛泽东启迪他看见大局的高度，周恩来则以风度与情义，为他照亮困境中的去路。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少帅的内心交汇成一座坐标。正是凭着这座坐标，他在战火、人情与幽禁之间，守住了最后的分寸，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难以简单评说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