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趁妻子出差，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含泪吻了吻儿子：爸爸对不起你！谁料这一举动，竟救了无数中国儿童。
 
上世纪五十年代，脊髓灰质炎像一片阴影，压在无数中国家庭心头。这种被称作小儿麻痹症的病毒，最容易侵袭七岁以下儿童，早期像感冒，等真正严重起来，孩子可能肢体萎缩、终身瘫痪，甚至因呼吸衰竭失去生命。
 
1955年，江苏南通率先拉响警报，短短数月上千名儿童瘫痪，数百个家庭遭遇丧子之痛。随后，病毒蔓延到青岛、上海、南宁等十余座城市，父母们紧闭门窗，不敢让孩子出门。
 
可当时国内病毒研究基础薄弱，没有专业实验室，也没有对症疫苗，医院里挤满悲痛家长，医护人员也只能干着急。
 
国外并非没有疫苗。美国已有相关疫苗，但要连续注射三针，费用高得普通家庭难以承担；苏联虽有研究积累，却不愿分享核心技术。就在这样的困境里，刚从苏联学成归国的顾方舟，接下了研发疫苗的重任。那时他刚过三十岁，却把亿万孩子的健康希望扛到了肩上。
 
为了摸清病毒特性，顾方舟带着团队来到昆明滇池郊外的花红洞。那里没有现成道路，也没有科研场地，他们就自己搬砖、垒墙、搭梁，建起十九栋科研楼。
 
为了病理研究，团队用两百多只猕猴反复试验，一年多时间里，堆积如山的病理切片，记录着他们日夜坚守的痕迹。顾方舟常常通宵守在实验室，儿子出生后一岁多，见到父亲的次数都寥寥无几。
 
1959年，首批液体疫苗终于研制出来，动物试验效果理想。可真正的难关，是人体安全验证。低龄儿童体质脆弱，谁都不敢让自家孩子第一个尝试未知疫苗。关键时刻，顾方舟选择把风险先扛到自己家里。
 
他趁妻子出差，把疫苗原液喂给刚满周岁的儿子顾小东。看着孩子被呛得脸红咳嗽，他心疼又愧疚，却只能一遍遍守着孩子测体温、看反应。
 
妻子回家后得知此事，一度气得责怪他冒险。可当她看到那些同龄患儿被病痛折磨的病历，慢慢理解了丈夫的选择。好在孩子平安无恙，也让整个团队吃下定心丸。随后，同事们纷纷带着自己的孩子加入临床试验，疫苗安全验证终于迈过关键一步。
 
安全问题解决后，普及又成了难题。当时国内很多农村电力不稳，冷藏设备和冷链运输稀缺，而液体疫苗一旦脱离低温，很快就会失效。怎样把疫苗送到偏远山村，成了新的考验。
 
一次看到儿子追着糖果要吃，顾方舟突然想到：能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这个朴素想法，正好契合当时中国基层防疫现实。他带着团队联合上海信谊药厂，反复调配配方，攻克冷加工工艺，解决药效均匀和常温保存问题。
 
后来，糖丸疫苗不用严苛冷链，装进保温瓶、揣在衣兜里就能送往远方。赤脚医生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把它带到一个个村庄。孩子们不再害怕接种，防护有效率也突破九成。
 
1960年，首批疫苗在全国十一座城市推广，脊髓灰质炎发病数量迅速下降。顾方舟没有停步，又用十年继续升级疫苗，1985年研制出三价糖丸疫苗，一粒就能抵御三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接种流程更简单，普及成本也更低。
 
1994年，我国发现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病例，此后再无本土新增。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74岁的顾方舟在认证报告上郑重签名。2019年，他在北京离世，享年92岁。
 
顾方舟的一生，没有留下丰厚家业，却留下了一颗改变几代人命运的糖丸。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他攻克了疫苗难题，而是在最需要有人站出来时，他先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了风险面前。亿万中国孩子后来能奔跑、能跳跃、能平安长大，背后都藏着这位科学家的担当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