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阻止建造3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这也惹怒了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气的他不顾形象大声道：一定要建！不建中国落后30年！在21世纪初，科技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ATLAS和CMS两个实验组宣布发现一个质量约125GeV的新粒子，性质符合希格斯玻色子。

高能物理界等了几十年的关键拼图终于出现，下一步该怎么做，成了各国都绕不开的问题。大型强子对撞机已经发现了希格斯粒子，可要把希格斯粒子的性质测得更细，需要专门的“希格斯工厂”。

中国科学家在这时提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希望在中国建一个约百公里周长的地下大科学装置。

王贻芳看重的正是这个窗口期，中国过去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有高能物理研究队伍，但长期处在参与国际大装置的状态。CEPC若能建成，中国就不只是跟着别人做实验，而是把全球科学家请到中国来做实验。

这个项目牵涉的也不只是粒子物理，还包括超导高频、精密磁铁、真空系统、低温工程、探测器制造、数据处理。王贻芳认为，大工程本身会倒逼工业和科研体系升级，钱花出去，留下的不只是一台机器。

杨振宁的担心也不是空话。杨振宁在文章里反复强调，杨振宁并不反对高能物理发展，杨振宁反对的是中国在当时启动这样一个极其昂贵的项目。

杨振宁提到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SSC的教训：上世纪美国曾打算建造更大的对撞机，后来因经费上涨、政治支持变化等原因被取消，前期投入也无法追回。

杨振宁担心CEPC的300亿只是起步，后面的运行、维护、升级、探测器改造都会继续要钱。对中国来说，教育、医疗、环保、其他基础学科也需要经费，不能只看一个领域的热度。

王贻芳认为机会难得，错过这一代希格斯工厂，中国高能物理就很难站到世界中心。杨振宁认为国家科研经费要有次序，不能被“世界第一”的冲动牵着走。

两位科学家都不是外行，一个从理论物理和国家整体资源出发，一个从实验高能物理和国际竞争出发。话说得重，是因为问题太大。

没有勇气，基础科学很难往前走；没有节制，大科学工程也可能变成长期负担。后来事情没有按网络想象的方式收场。CEPC没有在2016年后立刻全面开工，也没有就此消失。

2018年，CEPC团队发布概念设计报告，提出约100公里隧道、希格斯工厂、Z工厂、W工厂等设想。

2023年，CEPC加速器技术设计报告发布，说明团队仍在推进技术方案和国际评审。公开资料还提到，如果未来获得政府批准，建设时间可能安排在2027年至2028年前后，实验运行则要到更晚。

2016年的争论其实给中国科研上了一堂公开课。王贻芳让公众看到，中国科学不能永远满足于跟跑，关键领域必须敢想敢做。杨振宁让公众看到，大科学不是喊口号，国家资源也不能只按情绪分配。

CEPC到底何时开建，最后花多少钱，能不能产出足够重要的科学成果，还要等国家决策和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