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罗荣桓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私下与吴旭君谈话：你平时对你母亲的态度如何？
1934年冬月，湘江水色浑浊，夜里仍传来炮声。罗荣桓趴在地图上用铅笔划出突围路线，毛泽东掀开帐篷帘子，一边咳嗽一边说：“罗老总，这一仗咱们得硬扛。”罗荣桓抬头，摘下眼镜，只回了两个字：“能扛。”那一晚，两人肩并肩守到天亮，凝着烟火与星光的味道。此后近三十年，这段并肩浴血的回忆一直烙在毛泽东心底，直到罗荣桓病逝的噩耗传来，记忆的闸门才倏然冲开。
追悼会是1963年12月17日举行的。鼓乐声散去后，中南海恢复了往昔的静寂，可客厅里那只竹编靠椅空着，彷佛在提醒主人：昔日炊烟里的朋友已远去。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第一位离世者，军中称他“纪律罗”，对毛泽东而言，他更是长征岁月里可以托付背后的“老罗”。同僚告别之痛，在此刻化作了对生死的逼视。

整夜无眠。灯盏微跳，纸上笔痕却越结越深。《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写了又改，墨迹反复叠印，纸张皱成山川。叶子龙请示是否休息，回答只是挥手。两点过后，值班的吴旭君推门送进一杯淡盐水，见茶几上的安眠药只剩下一粒，心里咯噔一下。七年前，她才二十一岁就被挑进医疗组，如今已能分辨主席每一次轻咳背后的含义。

“你累了，歇会儿吧。”吴旭君轻声提议。毛泽东搁下钢笔，忽然问：“你对你母亲，好吗？”女护士愣住，答得几乎听不见：“尽力而为。”他点点头，又补一句：“记得常回去看看，娘是盼人的。”这并不算谈话，更像自言自语，却让屋内的夜色突然柔软。片刻沉默后，他低声补了一句：“我那位老人家，走时我也不在身边。”声音哑得几乎散成尘埃。
母亲文七妹在1919年病逝，彼时毛泽东奔走长沙，连最后一面也未赶及。亲情的缺席，被革命理想吞没；此刻战友的离去，又在旧伤上添新痕。有人说领袖的情感属于历史，其实最痛处常在家常里短——“等我走了，骨灰撒到长江去，让它顺水流。”他说这话时并不沉重，像商量明天吃什么早餐。吴旭君记下了，却从未告诉旁人。

1956年4月，国务院倡导领导干部带头火葬，很多人迟疑，毛泽东提笔写下名字。据说他解释过：“生来自然，去也自然。”在强调破除旧俗的年代，这一举动颇具示范。可越到晚年，他越不肯“自然”地服从身体规律。夜里批改文件，凌晨批注电报，常让灯光亮到东方鱼肚白。医生规定十点熄灯，总被他一句“还有事”挡回。
那些年，他的药瓶越来越多，肺气肿时常发作，楼梯要人搀扶。可消息传来，基层干部仍能收到一页页批注仔细的文件，墨迹清晰，字迹却比从前抖动。有人感慨：与时间较量，是他最后的战役。遗憾的是，这一战注定无法取胜。1963年冬天，他在纸上写下“人生易老天难老”，却没再动笔改第二遍，罗荣桓的名字就那样沉在行间。

那些记录最终被吴旭君收入小本。她后来回忆，当夜离开办公室时，天边刚泛鱼肚白，金水河上结着薄冰。她回头望见窗里那盏孤灯，仿佛长征路上的篝火，又仿佛湘江边那团未散的硝烟。灯光里的人，正低头翻书，背影微弓，却仍像当年风雪夜里说“能扛”的战友——只是这一次，他要独自扛过时间这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