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将军年仅五十八岁就去世，毛主席含泪感叹，他真的不应该如此早离开我们！
1956年10月，北京西长安街的灯亮到凌晨两点。国防科研领导小组在一间狭小会议室里开碰头会，主持人陈赓把厚厚几页蓝图摊在桌面。有人劝他歇一歇，他笑着摇头：“项目在走，人就得顶住。”一句话，把十几位工程师又拉回图纸上。
这位五十三岁的上将，骨子里仍是那个喜欢拆解枪械和爆破原理的黄埔一期学生。20世纪20年代，他在广州黄埔岛上对同窗说过，“刀枪只是工具，脑子才是武器。”这种观念后来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先在战场上拼命动脑子，随后又把全部精力投注到科研体系。

战地岁月的印记仍在。1930年腊月，湘江雾起，他蹲在舢板里画作战示意图，冷风把纸边吹得直抖。“冷怕什么？先过河！”他对警卫员吩咐，随手折断木枝当标尺。不到天亮，敌军防线便被撕开。那年冬夜的坚毅，成为部下口中的传奇。
抗战期间，他想尽办法调剂紧张空气。1938年的延安，他策划了一场篮球对抗赛，赢球方可向女同志递请柬。彭德怀抱臂观战，陈赓递球：“老彭，你要是不投，这婚事就黄了。”哄堂大笑中，浦安修最终接到那张写着“愿同甘共苦”的邀请。军中兄弟情与战场硝烟就这样交织。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需要的不仅是会打仗的人，还需要懂设备、懂流程的管理者。1956年，中央决定重建国防科技指挥体系。陈赓受命统筹，先跑上海，再到沈阳，最后落点在北京中关村。缺院所，他从工程兵里抽调；缺专家，他亲自登门请学者回国。三个月，组织图纸、人员、预算三张网，初步框架搭好。
巨大的压力也在暗中击垮他的心脏。1957年12月19日凌晨，他在去上海的列车上胸口如被铁钳猛卡。医生刚掏听诊器，他已虚汗淋漓，却仍翻开文件，“把雷达进度念一遍。”随行参谋嘴唇发抖，只能照做。那次心肌梗塞持续了四十分钟，上海华东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病未痊愈，他又奔赴西北核试验基地选址。黄沙漫天，血压表飙到200毫米汞柱。随队内科主任后来回忆：“药箱常年贴着他的公文包。”人们看见的是一位上将，忽视的是他才五十八公斤的体重和反复不止的心绞痛。
1961年3月16日清晨8点45分，心电图最后一道波形走成直线。上海春雨淅沥，窗外梧桐叶刚吐新芽。噩耗通过加密电话传往中南海。毛泽东沉默许久，轻声说：“他不该这么早死。”随后放下话筒，眼眶通红。周恩来紧急批示，葬礼从简，不设哀乐。

灵车北返时，途经石景山钢铁厂。成千上万的工人放下焊枪，手持铁锤敲击钢轨，钢声汇成低沉的送别曲。那一天，没有官方仪仗，却有最质朴的敬意。骨灰安放前，科研口的年轻人打开保险柜，里面整齐躺着他未署名的《国防科技工业十年规划》。此后十余年，八成以上条目被逐步兑现。
有人评价，陈赓一生像两条时间轴：一条在枪林弹雨里拉开，另一条在实验室中延伸。两条轴线于1961年戛然而止，却给后人留下了清晰的坐标——打一场现代战争，需要将“能征善战”与“善谋创新”合二为一。而他付出的，是仅有的五十八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