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曾主政江苏十余年，毛主席亲自派专机接他，儿子后来官至正厅级，这其中有何故事？
1950年7月，淮河流域暴雨连日，洪水把苏北大堤冲出一道缺口，成片稻田被吞没，粮商与渔民同在堤岸上等待消息，江苏省的首个汛期考卷来得异常凶险。
那时的江渭清刚过三十七岁，因旧伤离开部队不到一年，工务卫星图都没有，他却要在最短时间里拿出一张堤防、交通、供电三线并举的恢复蓝图。中央给出的要求只有一句话：江苏不能再失守经济命脉。

江渭清先调来水利专家，又把几支复员工兵编进地方工程队，白天查看漫水的低洼村落，夜里借煤油灯摊开旧日海图测量。有人劝他先保城镇再顾乡村，他摇头：“城里灯能亮，乡下人才能种，顺序不能倒。”
“要想稳住大堤，必须先稳住人心。”他对工程队长说。队长苦笑：“棉衣都湿透，谁还敢下水？”江渭清把自己的雨衣递过去，“衣服我有一件就够，闸口若塌，一切都得重来。”一句话让人人抄起铁锹。
当年的抢险只争分秒，可真正让全省阔步向前的，是随之而来的产业修复计划：镇江机床厂的炉火重新点燃，南通纺织机轰鸣连夜试车，常州化工园压哨上线，八省调来的钢材一车车进厂，一年后江苏工业总产值逼近战前巅峰。

基础稳住后，江渭清把目光移向土地制度。那是1956年盛夏，江南稻穗刚扬花，他在无锡郊外的竹棚里与老农对坐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他在日记本上写下八个字：“分田自种，合力收购。”这成了后来包干到户的雏形之一。到1962年，全省有三分之一乡镇试水责任田，人均粮食产量逆势增至历史高点。
有意思的是，城市也在同步松绑。苏州一家国营丝厂获准自定奖金，职工收入第一次与产量挂钩。省里核准文件时，他只提了三个条件：不准炒“投机”，不得裁老工人，年末须公开账本。工人们揣着分红票据回家，邻里街坊第一次议论“干多挣多”这样的新鲜词。

1969年冬天，南京西郊医院的夜班护士记录下这样一幕：一位面容消瘦的中年干部咳嗽不止，却坚持翻阅施工草图。身体每况愈下，省内医生数度劝他转院均被婉拒。12月中旬，北京飞来一架军用运输机，据公开档案记载，这是中央特批的医疗专机，直接把江渭清送往解放军总医院。临行前，他只带走那本密密麻麻写满工事进度的手账。
治疗结束后，他未请长假，顶着尚未痊愈的肝病又跑遍沿江港口。1973年，全省万吨级泊位数量升至华东第一，“钢、粮、棉三进三出”成为南京长江大桥脚下最常见的运输口令。
2000年6月10日清晨，江渭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遗体告别仪式极为简朴，只摆了两束苏北菊花。送行的人群中，有他的长子——时任国家经贸委正厅级干部江旅安。老同事握着江旅安的手，说起往事：“你父亲那本小手账，字迹看不清了，原则一条都没糊。”江旅安沉默许久，只回了句：“路还长，我们记得方向。”

江苏后来在沿海开放、乡镇企业、民营科技园等领域屡屡探路，许多做法都能在当年那本手账里找到早期影子。这本手账，如今已被省档案馆列为一级保存文献，封皮磨损，纸页微黄，却依旧撑得起一条大省从废墟走向繁荣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