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当晚，中央紧急联络徐静协助处理善后，她第一时间向中央提出三项极为特殊的请求
1976年1月8日的北京天空格外阴沉，周恩来的讣告刚刚贴上中南海西门，沉重的气息随寒风翻卷。半年之后，朱德离世，再往后，是7月末的唐山大地震，接连的巨变让中央不得不思考一个同样沉甸甸的问题——当最高领导人去世时，遗体应如何长期、安全而体面地保存。
这种思考很快就成了现实任务。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停止呼吸。凌晨时分，政治局成员汇集西楼，会议持续不到一小时：先稳定局势，再成立专门机构，代号“九办”，负责遗体保护及群众瞻仰。与会者多次强调一个词——“完整”。不仅要完整，更要让群众在告别时感受到领袖依旧慈祥安详。

会议结束的电话直接拨向中国医学科学院形态学教研室。彼时的实验室仅有显微镜、固定液和寥寥几本苏联老教材，距“长期保存人类遗体”这一目标差着好几条技术鸿沟。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徐静同志，请立即到中南海。”挂断时钟指向凌晨两点。
车灯划过长安街，徐静脑海里迅速勾勒方案。进入中南海后，她提出了三个条件：必须先对遗体状态进行系统检查；需要回院调集全部仪器和药剂；还要保留独立的决策空间，用科学数据说话。汪东兴沉默片刻，点头：“可以，抓紧。”

就地改造的场所，是毛泽东住所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浴室。排风、恒温、杀菌，三套设备被迅速嵌入墙体；瓷砖缝隙用树脂密封；顶灯改为无紫外的冷光源。第一次操作从9月10日上午开始，徐静用极细的注射针测量皮肤张力，又在血管残留处取样检测pH值。她记录下数据后低声说：“时间窗口只有二十四小时，我们得跑在腐败反应前面。”
公众吊唁的需求随处可见。天安门广场上深夜仍排着长龙，人群喊着“想见主席最后一面”。情感越炽烈，遗体暴露在室温下的风险就越高。如何平衡？方案是缩短观礼距离、降低室温并限制光照。9月11日凌晨3点20分，灵车驶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里增设了八台工业空调，地面铺设湿度垫。有人担心冷风直吹会让遗体表面起皱，徐静临场调整风向，“先让风抬高，再垂直下落”，技术员立即执行。

吊唁第一天上午11点，室温升至21摄氏度。守在角落的医护暗号简短。“温度超标。”——“降两度。”这些对话总能在五分钟内得到结果。15天里，超过百万人走过水晶棺外的缓坡通道，而遗体肤色始终维持在操作前设定的色相范围内。

17日夜，遗体被转送至编号“769”的地下恒温舱。外界只知道那里恒温16摄氏度、湿度40%，再无其他信息。随后，设计团队与北京605厂合作攻克了新难题——光学玻璃一次成型，重量控制在700公斤以内，还要具备七级抗震能力。11月25日，第一具水晶棺落地试装，棺体无可见气泡，透光率达到92%。设计师胡小林按惯例敲击测试，声波回荡后，只留下数据。
1977年8月20日凌晨1点40分，水晶棺缓缓降入毛泽东纪念堂地下减震台座，电动平衡臂同时锁死。6点，纪念堂外的警卫挥手示意，一切设备读数正常。自此，遗体长期保存的技术链条完全闭合，科学与政治意志在这座建筑里达成了罕见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