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赶忙将他接往承泽园。

主要信源：（光明网——张伯驹和袁克定）

1948年的北平冬天，西城粉子胡同里，一间由破庙改成的屋子里，70岁的袁克定正对着一盘烂菜帮子吃早饭。

屋里四处漏风，窗户纸早没了，只能拿旧报纸胡乱糊一糊。

一张缺了腿的破桌子底下垫着砖头，他身上那件棉袍子露着黑乎乎的棉絮，头发乱蓬蓬地堆在脑袋上，脸上的褶子像刀刻的一样深。

要是不看那副吃相，谁都会以为这就是个路边快冻死的老乞丐。

可他吃饭的样子实在让人瞪眼睛。

桌上摆着两个硬得像石头的冷窝头，边上还有几个烂了半截的白菜帮子，叶子上还带着泥点子。

袁克定腰杆挺得笔直，脖子上围着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破餐巾，手里握着的竟是一副锃光瓦亮的西洋刀叉。

那银质餐具在昏暗的屋里闪着寒光，和他面前这堆捡来的烂菜叶子，活脱脱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他就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三十多年前，他离皇位只差一步，山珍海味吃到腻。

如今却在这漏风的破屋里，用着当年在德国皇室学到的礼仪，慢条斯理地切着捡来的烂窝头。

窝头太硬了，刀切上去发出滋滋的响声，听着都牙碜。

可他不急，耐心地把窝头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叉起一片，细细咀嚼。

这不只是习惯，更是他骨头里那点硬气。

哪怕穷死饿死，这最后一点体面，他得守着。

这事儿能传开，得亏了一个叫刘三的老仆人。

刘三以前是袁府的马夫，袁家败落后，他自己日子也过得紧巴。

可在街上认出落魄的袁克定后，他心里像针扎一样疼。

他没多少钱，每天就背着柳条筐去菜市场转悠，捡人家扔掉的烂菜叶子和破萝卜，洗干净了给袁克定送来。

有时候运气好，能讨到几个剩窝头，那就是顿大餐了。

刘三曾想接他去自己西观音寺的住处，那儿起码能避风。

可袁克定死活不去，理由是“不去添麻烦”。

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老头，傲气比谁都硬。

这事儿后来传到了张伯驹耳朵里。

张伯驹是谁？

民国四公子之一，大收藏家，在北平城响当当的人物，也是袁克定的表弟。

一听表哥混成这样，张伯驹心里咯噔一下。

他太了解袁克定了，这人脾气倔，自尊心比命还重。

要是直接拎着钱去或者强行接人，肯定得被轰出来。

那天，张伯驹没叫车，披了件大衣就直奔粉子胡同。

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张伯驹看见袁克定正挺直腰板，围着发黄的餐巾，拿着银刀叉对付盘子里的烂菜帮子。

动作标准得像是在切上等牛排。

袁克定抬头看见他，眼神平静，没有慌乱，也没有羞愧，仿佛在自己家客厅接待客人。

张伯驹心里一阵发酸，准备好的话全堵在嗓子眼了。

他没敢提接他回家的事，怕伤了老人的自尊。

张伯驹找了个晃悠悠的破板凳坐下，掏出盒前门烟，递给袁克定一根，自己也点上一根。

火柴哧地一亮，小小的火苗在昏暗里跳了一下。

两人谁也不提眼前的惨状，就这么闷着头抽烟。

一支烟抽完，张伯驹把烟头踩灭，话锋一转，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说自己家里收了好多珍贵字画，像什么《平复帖》、宋元孤本，都堆在承泽园里。

现在时局乱，小偷多，家里的下人又不识货，实在不放心。

张伯驹看着袁克定，诚恳地说，表哥你是见过大世面的，眼光毒辣，满北平城也就你能镇得住那些宝贝。

所以他想请袁克定去承泽园，名义上是帮忙看管字画，当个顾问，包吃包住还给零花钱。

袁克定手里把玩着银叉子，半天没吭声。

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是表弟在给他台阶下。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淡淡地点了点头，说既然你有难处，那我就去帮你看几天吧。

就这么着，袁克定搬进了承泽园。

张伯驹说话算话，对他照顾得周到。

袁克定也不用再吃烂菜帮子了。

也就是到了这时候，人们才慢慢知道，这老头穷成这样，其实是有原因的。

抗战那会儿，日本人占了北平，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几次三番登门，想请袁克定出山当汉奸，许给他高官厚禄，金条大洋随便花。

那时候袁家早就败了，家里人都盼着他松口。

可袁克定直接让人把礼物扔了出去，还在报纸上发声明，说自己重病在身，不见客也不管事。

他宁可饿死，也不赚那卖国钱。

1950年，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章士钊念及旧情，向毛主席写了封信，提到袁克定的情况。

毛主席看了后批示：“给事做，也要给饭吃。”

于是袁克定被聘为文史馆馆员，每个月有了五六十块钱的固定收入。

每次领到工资，他都要交给张伯驹贴补家用，但每次都被张伯驹婉拒了。

袁克定在承泽园一住就是十年，平日里深居简出，身材干瘦，常穿长袍戴瓜皮帽，走路一瘸一拐拄着拐杖。

他大部分时间在书房看德文书，从不插手张家的事。

1958年，袁克定在承泽园安详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