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凶恶火器的年代该是多么幸福啊！对于这些火器的发明者，我看他们的罪恶的发明也正在地狱里等着要惩罚他们呢。因为有了这些火器，一个卑怯懦弱的人也能夺取勇猛骑士的性命。正当一个勇士凭着他的热血和胆量，气概昂扬、心雄万夫的时候，却会莫名其妙地被一颗从不知哪里飞来的子弹打中，在全盛的生命中一下子就完了。那发明火药的人真该死，他一定是在地狱里受罚呢。”

——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

就像今天无人机和AI给全人类带来的恐慌一样，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军事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文化上的恐慌。比如火药武器在欧洲普及开来之后，整个欧洲几乎陷入了一片末日哀嚎，尽管当时的火炮杀伤力其实相当有限。传教士称其为末日的象征，马木鲁克诅咒其为魔鬼的造物，塞万提斯也在小说中大倒苦水。骑士们更不用说都是破口大骂。哲学家们则把火炮视为道德堕落，讥讽其将战争从“勇气与技巧”的艺术降低为“机械性的屠杀”。

不过这种恐慌并没持续多少年，因为火炮和火药武器带来的利润，贵族们很快就和妓院老板一样开始投资火炮。数学家、几何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开始成为贵族老爷们的坐上宾——因为他们才有办法抵御火炮或让火炮发挥更大威力——扩散、变革之后很快又形成了新的平衡。军事革命后的欧洲开始以火药武器征服全球。

类似的，核武器出现后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恐慌、扩散、变革最终达到新平衡。这种恐慌对欧洲和美国的文艺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今天流行的许多文化符号：阿加莎·克里斯蒂，007，其产生都和这种恐慌有关。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以为的后现代问题，其实老祖宗们几百年前就经历过。这也是我对AI、无人武器带来的恐慌并不那么以为然的原因。说到底，武器是掌握在人手里，真正的危险从来是人，不是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