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上将军衔来之极为不易，原本差点被降为中将，若非罗荣桓极力坚决坚持，真的难以定论
1955年3月，北京西郊的一间办公室灯火通明。厚厚一摞评衔表格码放在长桌上，军委评审小组轮流核对资历。名单越看越短，然而有个名字始终不见——王建安。
那一年是新中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规则写在纸上，却远不只按军功加总。资格、年限、党内评价、同僚口碑、乃至当事人的做人方式，都被摊在明处暗处反复衡量。有人戏言：“一顶将星，半数靠炮火，半数看人情。”这话听来刻薄，却精准点出了当时的复杂气候。

王建安的战绩并不缺：鄂豫皖时当营长，川陕根据地时任红四军政委，后来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一路打到鸭绿江。可他给人的印象两极分化：能打仗，却爱顶撞；敢发火，也敢请命。毛泽东批过一句话，大意是“此人锐气过甚，当警之”，这句话后来被圈进了评衔档案。
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批注？话得追溯到1937年4月的陕北。红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在抗大出现“扛枪外走”的念头，密谋连夜脱离队伍。王建安原本被拉进核心，却在最后一刻掉头去了校部。“这事不对劲，我得说清楚。”据在场者回忆，他一进门就对值班干部急声道：“有人要闹乱子，快报告！”于是计划流产，多名策划者被隔离审查。许世友当场怒吼：“老王，你这是往兄弟心口扎刀！”从此二人再无往来。
这桩旧事使部分同队出身的人对他心存疙瘩。抗战结束后，王建安被派往山东，先在鲁中，后入华东野战军。1947年夏季鲁西南会战连败，前线会议上，他拎着地图拍案而起：“趁敌人立脚未稳，先猛插翼侧！”陈毅皱眉反问：“拿什么插？粮弹都不够。”会场一度僵住。直率归直率，场面终究不合乎上下级相处之道，这一幕后来也记录进评语。

然而战场不会因为性格打折扣。淮海战役，他指挥第九纵队穿插宿县侧后，两昼夜连续强行军百余里，截断徐蚌线，成为全战役转折。入朝后，他又率九兵团在长津湖极寒中顶住美军主力，为东线战局扳回一城。美国《新闻周刊》当年评价志愿军此役为“人类极限的挑战”。这种硬碰硬的战绩，在评衔表格里却被“作风急躁”一栏反复用红笔批改。
名单报到中南海时，王建安的名字被划到中将栏。罗荣桓认真翻完材料，皱起眉头：“战功资历在上将之列，却因性格打折？这说不过去。”有人提醒：“主席有批示，别惹麻烦。”罗荣桓放下茶杯，只说了句：“是非不该凭喜怒。”随后，他将一份补充报告直接送进了政治局会议。

“王建安长期带兵，对敌最狠，对自己也狠，论资排辈他不能落下。”罗荣桓在会上坚持。刘伯承点头，叶剑英附和。毛泽东沉吟片刻，道：“好，那就再看。”这一“再看”拖到1956年2月，中央公布第二批上将名单，王建安终列其中。消息传到沈阳军区，老部下悄悄放了鞭炮，他本人却淡淡一句：“今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军衔尘埃落定，但仕途并未随之水涨船高。此后，他在沈阳、济南、福州三大军区都是副司令员。1975年春，组织调他到中央军委做顾问。有人替他抱不平，他摆摆手：“顾问也是岗位，指点不如少说，多看。”

1979年3月，中越边境炮火尚未熄灭。王建安步履蹒跚地走上老山观察所，望着云雾缭绕的山头对年轻军官说：“别学我脾气，学我打仗就行。”对方敬礼回答：“首长放心，打仗听指挥。”两句对话，包含了他一辈子跌宕起伏后留下的体悟。
1980年夏天，他在北京病逝。桌上留着一页纸，只有五行字：不办追悼会、不挂花圈、不收挽联、不搞遗体告别、不通知外地。至此，关于升降、是非与功过，都像那张纸一样被他轻轻折起，留给后来人去翻阅、去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