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光建议钞票设计毛泽东头像，毛主席回应：可以印伟人头像，究竟如何处理这个建议呢？
1929年3月的长汀，山风还带着料峭寒意。夜幕降临，县城东门外却灯火通明，红四军刚刚进驻，各村派来的代表正被请进一座旧祠堂。油灯下，裁缝、佃农、老衙役、乡塾先生、钱粮师爷和几个泼皮汉子依次就座，神情各异。
没有桌椅的地面上铺着稻草，毛泽东把笔记簿摊在膝头，开门见山地问：“你们一年到底挣多少？地主抽多少？欠债几成？”这阵阵追问令在场人既惊讶又放松，他们发觉眼前的这位红军领导人真想听实话。黄亚光就坐在角落，负责速记，每写下一行，他都暗暗吃惊——农民负担竟重到这步田地。
调查连续三日，所得材料装满了整整一木箱。毛泽东随手翻阅，说：“纸面数字不算什么，关键是群众的日子真苦不苦。”这句朴实的话，很快成为苏区干部们挂在嘴边的座右铭。紧接着的减租减息、查田分地，便是从这箱资料里长出来的政策雏形。

闽西的土地关系因此快速改观，可新的难题扑面而来：物资封锁、白银匮乏，红区内外的交易几近停摆。到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挂牌，毛泽民成了行长。一纸命令传至长汀：自己印钱，尽快流通。纸张、油墨、雕刻刀样样不足，黄亚光却临危受命，负责设计版样。
上海那年已是暗潮汹涌，黄亚光冒险潜入法租界，淘来几把精钢雕刻针和几卷洋行丢弃的印花纸。没人想到，一张张带着商业广告花纹的包装纸，日后会变作红色政权的第一批钞票边框。瑞金的小工场里闷热又嘈杂，他蹲在煤油灯下，一刀一划地刻线条，手指磨得起泡仍不肯停。

图案定稿前，毛泽东、毛泽民、邓子恢与他围坐商议。黄亚光壮着胆子提出：“要不就在正面刻上您的头像？百姓一看就知道这是咱们自己的钱。”毛泽东摆摆手：“不妥。革命不是个人的事。”他顿了顿，说道，“如果非得用头像，就选真正带路的伟人。”几秒钟的沉默后，他补上一句，“列宁，可以。”房里的人相互看看，都笑了。三句对话就把方向定了下来。
列宁像敲定，工农持镰刀与铁锤的图案配在两侧；背面印上“发展经济、救济工农”八个大字。为防止山外的假币渗入，黄亚光又加了隐形编号与秘密签字，仔细到连纸张纤维的纹理都和江西本地纸不同。半年后，第一批面额一元的纸币撒向闽西圩场，稻谷、盐巴、草纸都能用它换，乡民们折一折，夹在草帽里，笑着说这是“自己的命根票”。

然而就在这段岁月里，另一场风暴席卷而来。1929年夏天，肃反运动被“左”倾情绪推向失控边缘。一天清晨，黄亚光被蒙头押走，罪名是“社会民主党嫌疑”。走到赖坊河滩，他只当是巡逻演习，竟还嘻笑道：“同志，你枪给我，我来站岗。”对方冷着脸没搭腔，他才觉不妙。枪声就要响时，毛泽民带着手令赶到，喝止行刑，紧接着毛泽东批示彻查，黄亚光这才捡回一条命。
那次教训在苏区传为暗语——“河滩风大，不可胡乱挥旗。”毛泽东后来谈起肃反错误，只说一句：“有枪的人，先要有准心；没准心，反伤自己。”言语不多，却成为整顿组织生活的风向标。许多冤案在随后几个月里得到纠正，干部情绪才慢慢稳定。
闽西的宣传工作也在调整。黄亚光曾写标语，用生僻的繁体“人彡”代替“人”。毛泽东看后皱眉：“识字不多的老表见了要犯愁，换成‘人’字，简单明白。”一句提醒，架起革命口号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桥梁。自此，苏区墙头的大字铺满了“分田”“减租”“抗捐”这些人人都懂的词，草鞋汉子路过也能朗声读出。

1933年春，八县查田运动会议上，毛泽东把那只旧手提包放在桌边，里面仍是密密麻麻的调查簿。黄亚光坐在会场后排，看着主席在黑板上写下“遍地开花”四个字，心里涌上一阵踏实感。他知道，自己刻出的那张张钞票，将和这些文字一起，撑起一个新政权的骨架。
到了1934年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即，夜里的叶坪灯火通明。黄亚光弯腰替中央刻《长冈乡调查》封面，铁釜里的油灯映得刀锋闪亮。篆刻声、风声、虫鸣交织，他忽而想起当年刑场上的那一刻，心中生出异样的静定——这块木版，刻下的不只是字，也是一路摸索来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