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能说我不知道呢？"1985年，九十三岁的何柱国在北京寓所接受访谈，被问及西安事变前是否知道张学良要动手时，这位双目已近失明的老将突然提高了声调，脸涨得通红。

那次访谈持续了将近一个下午，工作人员后来回忆，何柱国说话的语速比平时快了许多，提到张学良的名字时停顿次数明显增多。

何柱国是广西容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又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这样的履历在东北军里并不多见。他不是张作霖那批靠资历和乡情起家的旧部，却凭着真本事一路做到五十七军军长、骑兵军军长，西安事变发生时，他还兼任参谋团主任，几乎站在所有决策的最近处。

1936年12月初，张学良把何柱国叫到身边，单独谈了很久。话题直接，张学良说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对蒋介石实施兵谏，逼他放弃"剿共"，转而联合抗日。

何柱国当时没有反对兵谏这步棋，但对后续安排提出了疑问，他问，扣下蒋介石之后，局面要怎么收？张学良的回答很干脆，只要对方答应条件，他会亲自把人送回南京。

何柱国当场表示不同意，劝张学良不要这么做，理由也很直接，送回去之后，对方未必还会让张学良安然脱身，这件事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东北军几十万弟兄的命运。

张学良听完沉默了一阵，说出一句话，大意是自己做事讲究有始有终，既然敢扣人，也敢送人回去，这次要让外界看看，他张学良不是怕事的人。

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张学良真的登上了飞机，准备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何柱国赶到机场，凑到张学良耳边又劝了一句，希望对方三思。

张学良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上舷梯。飞机滑出跑道的那一刻，何柱国站在原地，心里只剩下一种说不出的预感，觉得东北军这个团体接下来恐怕要出大事。

事情很快印证了这种担忧。张学良一去不复返，东北军内部出现裂痕,少壮派军官与高层将领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爆发了所谓的二二事变，王以哲在那场内讧中遇害,何柱国本人也险些遭遇不测,孙铭九带人闯进他的住处,幸亏当时他正巧外出,才躲过一劫。

多年后他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一个团体的核心人物一旦被抽走,又没有可以替补的权威结构,剩下的人只能各自顾自己,这不是谁的品行问题,而是组织结构的必然结果。

其实张学良并非一直都是这种举棋不定的状态。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调停,一举帮助南京政府站稳了优势,东北军的势力范围也借此扩展到华北一带。

当时他对局势的分析相当冷静,把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的实力对比说得头头是道,还特别强调东北军这几十万人不是用来当赌博筹码的。那种判断力,让何柱国一度觉得这位少帅确实和老帅张作霖不一样,看问题的眼光很独到。

可是到了1933年初的山海关战役,何柱国才发现独到的眼光和最终的决断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沟。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第一次正面硬扛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何柱国守在前线,打得异常惨烈。

他两次跑到北平向张学良请援,得到的回应却都是模糊的表态,一次说南京正在斡旋,另一次只说让他打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有些事他一个人说不了算。部队撤下来后,张学良在北平慰问伤员,握着何柱国的手说了句辛苦,何柱国没接话,只是敬了个礼。

西安事变最终走向了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杨虎城就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情况,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飞抵西安,与各方反复沟通谈判,蒋介石最后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十二月二十五日和平收场,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内战，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直接关系到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全面展开。

1949年之后,何柱国留在了大陆,担任过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晚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参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口述史料整理,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东北军往事和西安事变前后的细节都讲了出来,后来收入《文史资料选辑》和《何柱国将军生平》等书里。

他对张学良的评价,流传最广的一句是,汉卿先生是好人,心也不坏,人很聪明,可是做决策的时候想得太多又太少,该想周全的没想周全,不该多想的偏偏想得太多。

1985年,何柱国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岁,那次访谈里涨红的脸和提高的声调,留下的是一个亲历者对历史最后的态度,既理解,也带着一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