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长江马当、长山两处江防要塞接连失守，武汉门户洞开，蒋介石紧急召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商议对策，谈话中明确提出牺牲一两名高级将领重塑全军军纪，后续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贻误援军时机被军法处决，军长李韫珩遭撤职查办。
 
1938年6月下旬，日军沿长江西进，目标直指武汉，马当与长山是长江中游的核心江防要塞，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是武汉外围最重要的屏障。
 
国民政府原本计划凭借这两处要塞阻滞日军至少一个月，为武汉备战争取时间。
 
但战事进展远超预期，两处要塞接连失守，长江防线被撕开缺口，武汉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
 
马当要塞失守的直接原因，是守军指挥体系出现严重漏洞，当时负责马当、湖口要塞防务的是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兼任要塞区指挥，在日军进攻前夕，李韫珩擅自开办军政特训班，还强令前沿阵地三分之二的连营级主官离岗参加结业典礼，导致前线指挥陷入真空。
 
日军波田支队趁机发动突袭，迅速攻占香口等外围阵地，长山阵地随即陷入日军海陆空三面围攻。
 
长山阵地守军顽强抵抗两天，伤亡惨重，多次向军部求援，驻防彭泽的第一六七师奉命驰援，师长薛蔚英接到了两条不同的命令：白崇禧要求沿公路快速进军，两小时就能抵达战场，而李韫珩则命令走山地小路。
 
薛蔚英最终选择听从直属上司李韫珩的指令，率部进入赣北山林，这支部队多为北方士兵，不熟悉南方山地地形，进入山路后很快迷路，在山林里耽搁了两天。
 
6月26日，日军向长山阵地施放毒气弹，守军缺乏防毒装备，伤亡惨重，阵地最终失守。
 
当天下午，薛蔚英的部队才抵达战场，此时马当要塞已被日军占领，援军彻底失去作用。
 
马当、长山失守后，日军打通长江航道，兵锋直逼湖口、九江，武汉江防门户彻底洞开。
 
消息传到武汉，蒋介石极为震怒，他清楚马当失守不仅是战术失败，更是军纪涣散的结果，前线将领指挥失当、援军贻误战机，严重影响全军士气。
 
1938年7月，蒋介石紧急召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商议对策，谈话中，蒋介石明确表示，国难当头，必须严肃军纪，要牺牲一两名高级将领，以此震慑全军，重塑军纪。
 
随后，国民政府启动军法会审，重点追查马当、长山失守的责任，会审在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礼堂秘密进行，核心对象是李韫珩和薛蔚英。
 
军法部门认定，李韫珩身为要塞区最高指挥官，玩忽职守，擅自离岗办典礼，导致前线指挥混乱，对外围失守负主要责任，薛蔚英作为援军师长，违抗快速增援指令，盲目走小路贻误战机，直接导致要塞失守，罪责更为严重。
 
1938年8月中旬，军法审判结果公布：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被撤销所有职务，强制退出现役，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8月15日，薛蔚英在武汉被执行枪决，成为抗战初期少数被军法处决的高级将领之一，其所在的第一六七师番号也被撤销。
 
这一事件是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整顿军纪的关键举措，当时抗战初期国军内部军纪松散、指挥混乱的问题突出，蒋介石通过处决薛蔚英、撤职李韫珩，向全军传递了“军令如山、失职必究”的信号，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前线将领，强化了军纪执行力度。
 
从战场实际来看，马当、长山失守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李韫珩指挥失当、薛蔚英贻误战机的直接责任，也有日军装备精良、战术灵活的客观原因。
 
但在战时特殊背景下，牺牲高级将领以整肃军纪，成为国民政府提振士气、稳固防线的无奈选择。
 
此事之后，武汉会战继续进行，国军在后续战役中虽仍有失利，但军纪执行力度明显加强，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